李国熙: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三)
  日期 2026-10-27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10月25日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为切口,在中美俄欧战略博弈的框架下,剖析武契奇十四年执政终结的多重成因、学生名单胜选的策略逻辑,以及贝尔格莱德权力转移对巴尔干地缘格局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报告全文15万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二章

武契奇为何大败,对手为何能赢

一个执政十四年、控制着国家机器大部分可见资源的政治力量,在一个其领导人主动选择的时机、以一场其领导人主动发起的选举中,以近十三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其解释必须回到国内政治的动力结构之中。报告认为2026武契奇败选具有多重因果链条:一是诺维萨德事故如何从一个悲剧性事件转化为一场持续近两年的问责运动;二是前进党十四年的治理模式如何在边际效益递减中耗竭其合法性;三是武契奇本人的“转岗豪赌”如何在象征层面产生与意图相反的效果;四是胜选者——一个由学生运动催生的、没有单一领袖的松散联盟——为何能够在资源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完成从街头到议会的转化。这四个问题分别对应败选的触发机制、结构条件、策略失误和对手的胜选逻辑,它们的交汇构成了2026年10月25日那个夜晚的完整解释。

一、武契奇败选的多重归因

(一)直接导火索:诺维萨德火车站事故与问责政治的爆发

任何一场政治危机的爆发都需要一个聚焦事件。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坍塌之所以成为武契奇执政末期最具摧毁性的单一事件,不在于事故本身的惨烈程度——巴尔干地区并不缺少工程事故——而在于它精确地击中了一个已经被结构性不满所浸润的公共感知结构。事故提供了愤怒的焦点,而愤怒的燃料早已在十四年的治理实践中积累完毕。

1.2024年11月事故的细节与公共愤怒的生成机制

(1)16人死亡(含一名6岁儿童)的悲剧性冲击

2024年11月1日中午,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入口上方的混凝土顶棚突然坍塌。事发时正值周五午间,许多人在顶棚下的长椅上休息,等待周末的到来。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两名被困女性,但伤亡数字在数小时内持续攀升。内政部长达契奇最初报告8人死亡,随后修正为14人,最终确认的数字是16人,其中包括一名年仅6岁的女孩。塞尔维亚总理武切维奇将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总统武契奇宣布全国哀悼日。

事故的物理细节在后续调查中逐渐清晰,但公共愤怒的生成并不依赖于技术性原因的查明。关键在于一个事实:这座火车站在三个月前刚刚完成历时三年的翻新工程并重新开放,是连接贝尔格莱德与布达佩斯高铁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一个刚刚翻新的建筑在重新开放后数月内致16人死亡,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公众认知中构成了一个无法被技术性解释所消解的指控。塞尔维亚铁路公司在事故后数小时发表声明,称坍塌的顶棚“不属于近期翻新工程的范围”。这一声明的时机和内容——在救援仍在进行、尸体尚未全部移出时就急于切割责任——被公众解读为一种防御性的、而非负责的姿态。基础设施部长韦西奇在现场的表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他说“救援行动结束后,我们将确定谁要对车站这部分区域没有进行翻修负责”。在一个需要问责的时刻,官方话语却在回避问责的对象。

悲剧性冲击的深度还来自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受害者的年龄结构。一名6岁女孩的死亡在塞尔维亚公共话语中获得了特殊的象征位置。在一个经历了1990年代战争、制裁和孤立的社会中,儿童的安全具有一种超越日常政治的道德分量。当这种安全在一个被政府宣称为现代化成就的项目中遭到破坏时,愤怒的指向就不可避免地超越了事故本身。

(2)涉事车站翻新工程与腐败指控的关联

诺维萨德车站翻新工程的背景使事故的政治效应成倍放大。该工程是中国和俄罗斯建筑公司参与建设的高铁线路的组成部分,由相关国家贷款提供资金,是武契奇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合作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武契奇在执政期间乐于展示塞尔维亚“除了欧盟之外还与其他大国做生意”的能力,而这个项目恰恰是他外交平衡术的物质象征之一。当这个象征以16条生命为代价坍塌时,它摧毁的不仅是一座建筑的顶棚,更是一个治理模式的核心合法性主张:那些被用来证明执政能力的项目,恰恰暴露了执政能力的系统性缺陷。

腐败指控的关联并非空穴来风。塞尔维亚公共采购体系在武契奇时代长期被批评为不透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招标、监管和验收环节缺乏有效的独立监督。事故发生后,公众的追问迅速从“顶棚为什么塌了”转向“谁批准了这样的工程质量”、“谁在监管中收了钱”、“为什么一个刚翻新的车站会存在致命的结构缺陷”。这些问题指向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工程失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失败。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在选举前发布的评估报告中,将腐败定性为西巴尔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上升至“安全问题”的高度,这一判断在塞尔维亚的公共舆论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基础。

2.从事故追责到体系性质疑的舆论升级路径

事故本身是一个触发点,但触发点的效力取决于它是否与一个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满产生共振。从2024年11月到2026年10月的近两年间,塞尔维亚经历了一个从具体追责到体系性质疑的舆论升级过程。这一升级的节奏和方向,主要由两个因素塑造:学生群体作为抗议先锋的社会学特征,以及运动在组织层面对“持续性”的刻意维护。

(1)学生群体作为抗议先锋的社会学分析

学生成为抗议的主导力量,在塞尔维亚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合理性。诺维萨德事故发生后,最初的纪念活动是自发的、去中心化的。每个周五,人们在事故发生的同一时刻——中午11时52分——静默15分钟,以纪念死者。这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具有一种低门槛、高持续性的特征:它不需要组织者、不需要演讲、不需要政治纲领,只需要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当警察对守夜学生采取粗暴对待后,抗议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对学生的暴力镇压在一个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中触犯了特殊的道德禁忌,它将一个关于工程安全的议题转化为一个关于国家暴力与公民权利的问题。

学生群体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其代际位置。参与运动的学生多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武契奇执政的大部分时期成长,对“前武契奇时代”没有直接的记忆。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诉求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求一个不同的未来”。这种向前看的姿态使运动避免了被执政党轻易地标签化为“旧政权的复辟”,同时也赋予了运动一种道德上的清新感。贝尔格莱德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学生们在抗议中携带宪法副本,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在于“提醒所有人他们抗争的依据”。宪法作为抗议的道具,将运动定位为对现有制度秩序的捍卫而非颠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将抗议描绘为“破坏稳定”的叙事的可信度。

运动的包容性同样值得注意。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分析指出,学生运动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致力于跨越宗教、民族和地区分歧构建公民团结”,包括“积极接纳穆斯林和波什尼亚克族学生,尊重他们的宗教身份”。在一个民族分裂仍然是政治动员主要资源的地区,这种跨族裔的包容性使运动获得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框架的道德权威。武契奇在竞选中试图打民族主义牌——2025年9月,波黑塞族指挥官姆拉迪奇的遗骸在贝尔格莱德以军事荣誉安葬——但这一策略在一个由学生运动设定的“反腐与问责”议题框架中,未能产生预期的动员效果。

(2)抗议持续近两年的组织韧性与代际特征

塞尔维亚此前的抗议浪潮通常以数周或数月为周期,在政府做出象征性让步或等待公众注意力转移后自然消退。本次运动的持续性,部分归因于学生群体所享有的社会道德资本,但同样重要的是运动在组织层面实现的创新。CNN的分析指出,学生们通过“全体会议”进行决策,而非任命单一领袖。志愿者被组织成工作组,协调后勤、安全、法律援助和数字通信。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开发了加密平台用于安全通信和协调,法律专业的学生和律师创建了法律响应网络。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在抗议阶段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使运动难以被斩首——没有单一领袖可以被逮捕、收买或抹黑;它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它使运动能够同时在不同城市以不同形式展开,而不需要中央指挥。2025年3月15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塞尔维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之一,独立观察机构估计参与人数在27.5万至32.5万之间。到2025年5月,学生们开始明确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一从“追责”到“要求选举”的转变,标志着运动从反应性的抗议向进攻性的政治议程的转化。

运动的代际特征还体现在其与媒体的关系上。武契奇时代塞尔维亚媒体环境的恶化是欧安组织和其他国际观察者长期关注的问题。选举前评估报告指出,公共和私营广播公司“偏袒联合塞尔维亚名单,主要将学生名单描绘为负面”,媒体压力、攻击和对记者的威胁导致了自我审查。在这种环境下,学生运动发展出了一套绕过传统媒体的传播策略:社交媒体、校园网络、以及跨越全国的长途游行——学生们步行或骑行前往小城镇和村庄,直接与那些因国家媒体垄断而“不了解抗议者目标”的公民对话。这种“面对面”的动员方式在一个媒体被高度控制的社会中,具有一种传统政党机器难以复制的穿透力。

(二)结构性原因:前进党执政十四年的合法性耗竭

诺维萨德事故提供了愤怒的焦点,但愤怒的燃料来自十四年治理实践中积累的结构性不满。前进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以基础设施投资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以及以“稳定”为名对民族主义情感的管控。这两个支柱在武契奇执政的前中期具有真实的物质和情感基础,但它们的边际效益随时间递减,而它们的成本——腐败、制度弱化、对独立媒体的压制——却在累积。

1.“基建换支持”模式的边际效益递减

(1)高速公路、铁路等可见政绩与日常治理质量之间的落差

武契奇执政的合法性叙事核心是“起重机之国”:道路、桥梁、铁路、外国投资、就业机会。这些成就在某些指标上是真实的。失业率从2012年的约24%降至2025年的约9%,贝尔格莱德水岸项目、高速公路网络和为2027年世博会筹备的工程构成了可见的物质证据。然而,这种以大型项目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内含着一个结构性缺陷:它改变了景观,但没有改变日常生活的质量。

一个在高速公路上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的公民,可能在同一次旅程中经历新修的路段和坑洼的旧路、现代化的车站和诺维萨德事故所暴露的监管真空、欧盟标准的外国投资工厂和腐败丛生的公共采购体系。这种反差在武契奇执政的中后期逐渐积累为一种弥散的公共感知:国家的“面子”在改善,但“里子”没有跟上。当一个政府将其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可见的物理成果上时,任何对这些成果的质疑——尤其是当质疑以16条生命的形式呈现时——都会产生远超过事件本身的冲击力。因为被质疑的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整个合法性叙事的可信度。

(2)工资与养老金改革的受益面与疏离感

武契奇的经济改革在宏观指标上取得了可被引用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公共部门工资和养老金的实际增长在部分年份超过了通胀率,但受益者的感知被两个因素所削弱。第一是比较对象的选择:在一个信息日益流通的社会中,塞尔维亚人将自己与欧盟邻国进行比较,而非与2012年的塞尔维亚进行比较。第二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工资增长了,但医疗、教育、司法和行政服务的质量没有同步改善。一个领取更高养老金但在医院走廊里等待数小时的老人,不会因为宏观指标的好转而改变对政府的评价。

更深层的疏离感来自一种程序性的不公正感。武契奇时代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一种治理风格: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公共采购的透明度低,与政权关联的商业利益获得不成比例的机会。这种风格在经济增长期可以被容忍,因为“蛋糕在变大”。但当增长放缓、当年轻人和专业人士持续外流、当事故暴露了系统的脆弱性时,程序性不公正就从一种背景噪音变成了政治愤怒的核心内容。学生运动的诉求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恰恰因为它将这种弥散的疏离感凝聚为一个可命名的议题:问责。

2.系统性腐败指控对执政党道德资本的侵蚀

(1)公共工程领域的“豆腐渣”标签固化

诺维萨德事故并非塞尔维亚公共工程第一次出现问题,但它是第一次以如此集中、如此不可辩驳的方式将“腐败”与“死亡”直接联系起来。事故发生后,塞尔维亚铁路公司急于切割责任、基础设施部长回避直接问责、政府将调查指向“技术原因”而非制度原因——这些反应在公众眼中构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模式:当问责的矛头指向权力核心时,官方话语就会从“追责”转向“程序”。这种模式在武契奇执政的十四年间已经被反复观察,诺维萨德事故只是将其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

“豆腐渣”标签的固化不依赖于每一个具体项目都被证明存在质量问题。它依赖的是一个累积的感知:当足够多的事故、足够多的腐败指控、足够多的“程序性回避”发生在同一个治理体系之下时,公众就倾向于将个别事件归因于系统。诺维萨德事故提供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此后,任何与前进党关联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公共话语中都不再能够被简单地作为“政绩”来呈现,它们同时携带着一个潜在的质疑:下一个会塌在哪里?

(2)反腐议题从边缘走向选举核心议程的转折

反腐在塞尔维亚政治中从来不是一个新议题。前进党在2008年成立时的核心承诺之一就是反腐败,2012年上台后也进行过一些高调的逮捕和审判。但在武契奇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反腐议题被有效地管理为一种表演性的治理工具:政府选择性地起诉一些中层官员,媒体进行报道,公众得到一种“有人在负责”的印象,而高层政治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则不受触动。

这一管理模式在诺维萨德事故后失效了。原因在于,事故的问责逻辑天然地指向高层。一个顶棚的坍塌涉及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审批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失灵都指向一个具体的决策者和一个具体的利益安排。当学生运动将“公布车站翻新工程的全部文件”作为核心诉求之一时,它实际上是在要求将反腐从表演层面拉回到实质层面。政府对这些诉求的回应——拖延、部分公布、将责任指向下级——进一步证实了公众的怀疑。到2026年选举时,反腐已经从边缘议题转变为选举的核心议程。学生名单的竞选活动“承诺解决腐败、恢复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这一承诺之所以具有选举效力,是因为它直接回应了一个在诺维萨德事故后被重新激活的、具有强烈情感分量的公共需求。

(三)政治策略失误:武契奇的“转岗豪赌”及其反噬

如果诺维萨德事故提供了触发条件,治理合法性的耗竭提供了结构性燃料,那么武契奇在2026年的策略选择则是将这两者转化为选举失败的直接机制。他的“转岗”操作——辞去总统、以总理候选人身份参选——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象征政治和执行层面产生了与意图相反的效果。

1.辞去总统、提前大选的时机选择与风险评估

(1)宪法任期限制下的“普京—梅德韦杰夫模式”想象

塞尔维亚宪法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两届。武契奇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当选总统后,已无法再次竞选总统。2026年9月,他接受前进党推举作为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随后辞去总统职务并解散议会。这一操作的意图清晰可辨:通过将权力重心从总统职位转移到总理职位,在制度形式上完成一次“降位”而在实质权力上保持不变。这一策略在理论上有其先例——俄罗斯的普京在2008年因任期限制转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四年后普京重返总统职位。

CNN的分析直接指出了这一模仿:“武契奇借用了普京的剧本,在被宪法禁止再次参选时试图从总统转任总理”。问题在于,普京的“转岗”发生在一个政治反对派被系统性削弱、媒体被全面控制、公民社会受到压制的环境中,而武契奇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持续近两年、由学生运动驱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议浪潮。在普京的案例中,“转岗”是对一个已经巩固的威权秩序的微调;在武契奇的案例中,“转岗”是对一个正在失去合法性的治理模式的强行续命。环境的差异使同样的策略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2)提前选举作为合法性重置工具的失效

提前选举在理论上是一种合法性重置工具:当执政者面临合法性危机时,通过重新诉诸选民来获得新的授权,从而打破僵局。武契奇选择在2026年10月提前选举,其计算可能是:抗议运动虽然在街头具有声势,但在选举中缺乏组织经验和资源;前进党的国家机器、媒体优势和地方网络将在投票日发挥决定性作用;选民可能对持续近两年的抗议感到疲惫,倾向于“回归正常”。

这一计算的每一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抗议运动不仅在选举中保持了动员能力,而且将其组织网络转化为了选举机器。选前民调显示武契奇联盟以47.4%对40%领先,但最终结果以38.8%对52.9%倒转。这一民调误差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现象:它可能反映了沉默选民的真实倾向,也可能反映了学生运动在最后阶段的动员爆发力超出了传统民调方法的捕捉能力。无论原因如何,提前选举的结果证明,合法性重置工具在合法性本身已经耗竭的情况下是无效的。选民没有被“重新诉诸”,他们只是被给予了在一个他们已经做出判断的问题上再次表态的机会。

2.从总统到总理的“降位竞选”在象征层面的政治代价

(1)选民对“换岗不换人”意图的识破与反感

“转岗”操作在技术层面是合法的,但在象征层面是灾难性的。武契奇试图传达的信息是“我仍然愿意服务”,但选民接收到的信息是“他不愿意离开”。在一个问责已经成为核心政治议题的选举中,一个面对问责压力却选择通过制度操作来规避问责的政治人物,其形象与选民的情感需求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错位。诺维萨德事故的死者需要的是有人承担责任,而不是有人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位。

这种象征层面的错位在竞选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武契奇在竞选中宣称“这一切将在10月25日结束”,试图将选举塑造成对抗议的终结。但这一表述在一个已经持续近两年的运动面前,读起来更像是一种威胁而非承诺。学生名单的竞选风格——幽默、轻快、以面对面接触为主——与武契奇的沉重、防御性、以攻击对手“受外国操控”为主的语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个选民已经对旧政治话语感到疲惫的时刻,语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信息。

(2)高投票率对非传统选民动员的放大效应

本次选举的投票率逼近七成,是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塞尔维亚议会选举的最高水平。高投票率在混合政体中的含义是复杂的:它可能意味着执政党动员机器的超额运转,也可能意味着原本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的群体被新的政治选项激活。最终结果的分布——学生名单获得约52.7%的选票,前进党约39.2%——清楚地表明,新增选民中的绝大多数流向了反对派。

学生运动的动员策略解释了这一流向。候选人名单包括医生、大学教授、艺术家、企业家和来自塞尔维亚不同地区的活动人士,学生本人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前执政联盟成员和前议会反对党官员也被排除。这种候选人构成的目的在于最大化“非政治”的专业信誉,在一个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医生和教授的背书比职业政客的承诺更有说服力。心脏病学教授斯尔达诺维奇领衔名单,他在竞选期间强调与选民直接接触,选举后呼吁与邻国和国际社会建立更好的关系。这种形象与武契奇的“强人”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在高投票率的情境下被放大:那些通常不投票的选民,在一个他们感到“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时刻被激活了。

(四)武契奇的自辩逻辑:外部干预叙事的功能与局限

武契奇在承认败选的同时,将失败归因于“多个欧洲国家”和“美国深层政府”的干预。这一叙事在分析层面需要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解释了败选,而是因为它揭示了败选者在失去权力后如何试图重新定位自己。

1.“欧洲多国+美国深层政府”指控的政治功能

(1)对核心支持者的安抚与叙事维护

外部干预叙事的最直接功能是情感缓冲。对于一个在十四年间将自身塑造为“能够与世界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强人而言,承认被本国选民以近十三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在心理和叙事层面都是难以承受的。将失败归因于外部阴谋,提供了一种不损害核心支持者自尊的解释:我们没有被击败,我们是被算计了。这种叙事在败选演讲的即时语境中是有效的,因为它将一个关于治理失败的判断转化为一个关于国家主权的故事。

更深层的功能是组织维护。前进党保留了约104个席位,远未被摧毁。武契奇宣布将以反对党身份开展政治活动。在一个拥有百余席位的反对党需要为其持续存在提供理由的情况下,外部干预叙事提供了一个框架:新政府是外部势力的代理人,前进党的反对不是党派之争,而是国家主权之争。这一框架为前进党在议会内外的阻挠提供了合法性外衣,也为未来可能的提前选举预设了叙事战场。

(2)为继续以反对党身份活动提供合法性外衣

外部干预叙事的另一个功能是为不承认选举结果的部分合法性提供空间。武契奇承认了败选,但没有承认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的治理失败。这种“承认结果但不承认原因”的姿态,使他在形式上遵守了民主程序,同时在实质上保留了质疑新政府合法性的权利。当一个政治力量以“抵抗外部操控”为名进行反对活动时,它对民主程序的承诺就始终是有条件的:程序的结果只有在符合其叙事框架时才会被完全接受。

这一姿态的危险性在于它对塞尔维亚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如果前进党在反对党位置上持续使用“外部干预”叙事来消解新政府的合法性,塞尔维亚的政治极化将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缓解,反而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不是“武契奇 vs 反对派”,而是“爱国者 vs 代理人”。

2.外部干预叙事的可信度边界与国际接受度

外部干预叙事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经验问题:国际观察者的评估虽然批评了选举条件的不平等,但并未将选举结果归因于外部操控。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的初步声明指出,选举在“深度极化的氛围”中进行,存在“竞选条件的严重不平等”,执政党受益于“滥用公共资源”和“对选民的恐吓与压力”。这些批评指向的是执政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而非反对派受到外部操控。事实上,观察者报告的核心发现与武契奇的叙事恰恰相反:不公平的优势在执政党一方,而选举结果是在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下反对派仍然获胜。

国际社会对新政府的接受速度也削弱了外部干预叙事的可信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在选举结果明朗后立即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准备支持改革并推动入盟进程。这一反应表明,布鲁塞尔将新政府视为一个合法的、可以与之合作的伙伴,而非一个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武契奇关于“深层政府”的指控在国际主流话语中缺乏接受度,其功能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动员,而非国际合法性建构。

外部干预叙事的局限最终在于它与塞尔维亚选民的切身经验之间的脱节。选民在2026年10月25日投票时,他们的动机不是“执行外国指令”,而是对一个在诺维萨德事故中暴露的治理体系的判断、对一个持续近两年的问责运动的支持、以及对一个“换岗不换人”的政治操作的拒绝。将这一切归因于外部阴谋,在分析上是懒惰的,在政治上是防御性的,在经验上是无法被选举数据支持的。武契奇的败选,首先是他自己和他的政党在十四年治理中积累的政治债务的清算,其次才是外部条件在特定时刻的叠加。颠倒这个顺序,既误读了塞尔维亚政治,也误读了四方博弈在塞尔维亚的实际运作方式。

二、“学生名单—学生获胜”为何能赢

武契奇的失败与“学生名单”的胜利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它们的因果逻辑并不对称。败选的多重归因解释了旧政权何以失去合法性,却无法自动解释一个新生的、缺乏资源与经验的政治力量何以能够承接这份不满并将其转化为议会多数。塞尔维亚此前的抗议浪潮并不罕见,传统反对党也长期存在,但没有任何一次运动或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在资源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完成从街头到议会的跨越。学生名单的成功,因此需要被理解为一组特定策略在特定时刻的集合效应:组织形态的创新降低了参与门槛并消解了镇压的着力点,议题聚焦在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实现了穿透性的动员效果,竞选技术上的非传统选择将投票率的结构性变化转化为席位优势,而对手的“强人包袱”则在对比中被放大为一种负资产。这四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单独来看都不足以解释胜利,它们的叠加才构成了2026年10月25日那个夜晚的完整图景。

(一)组织形态的创新:去中心化网络对传统政党的降维竞争

塞尔维亚的政治竞争在武契奇时代长期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运行:前进党拥有国家机器、媒体资源和地方赞助网络,反对党则在这些资源的边缘生存,偶尔获得城市中产阶级和西方资助的公民社会的支持。学生名单的介入打破了这个框架,不是因为它拥有更多的资源,而是因为它拒绝在传统政党竞争的规则中游戏。它的组织形态——无单一领袖、无传统层级、无职业政客——在竞选阶段被证明是一种针对混合政体的结构性优势,而非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缺陷。

1.无单一领袖、无传统层级、无职业政客的“三无”特征

学生运动的组织方式从一开始就刻意避免了传统政治力量的形态。路透社在选举前对十几名学生和教师的访谈揭示了这一形态的运作机制:运动维持势头的方式包括“有条不紊的全国敲门运动、和平游行、严格控制的信息传递,以及领导人的持续轮换以保护个人免受政府的抹黑运动”。这种轮换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设计:在一个政府习惯于通过针对特定个人来瓦解反对力量的政治环境中,没有可以被针对的单一目标本身就是一种防御。

这一特征的政治效果在武契奇的竞选策略中得到了反向验证。武契奇试图将学生运动描绘为“试图摧毁塞尔维亚”的力量,并指控“来自克罗地亚和黑山的外国代理人”为其提供资金,但这些攻击未能削弱运动的社会支持。原因在于,攻击一个没有面孔的运动在修辞上是困难的。当一个政治力量没有可以被妖魔化的领袖时,针对“领袖”的攻击就失去了着力点。学生运动用“红手印”作为象征——代表抗议者所说的“政府手上的血”——这一符号的选择本身就替代了领袖的功能: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广泛复制、无需授权、无法被逮捕的视觉标识。

“无职业政客”的特征在候选人名单的构成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学生名单的250名候选人中没有学生本人,也没有传统反对党的职业政客。名单涵盖“学者、医生、运动员、艺术家、农民、活动人士”等广泛群体。波兰东方研究中心在选举后的分析中将这一特征识别为运动的核心优势之一:广泛的候选人来源使其能够覆盖多元的选民群体,而缺乏政治经验在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反而转化为一种“未被污染”的信誉资产。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的心脏病学教授,与一个在议会中投票支持过争议法案的职业政客,在选民眼中的可信度差距是结构性的,而非修辞性的。

2.校园全体会议与候选人推荐机制的程序合法性建构

学生名单的决策机制在选举政治中是一种异类,但其功能需要被认真对待。在竞选过程中,该组织“通过校园集会和全体会议参与决策,候选人由各地大学和相关社会网络推荐”。这一机制在效率上无法与政党的中央委员会相比,但它在程序合法性的建构上具有传统政党无法复制的优势。

在一个将“腐败”和“暗箱操作”作为核心政治指控的运动中,自身的决策程序必须经得起同样的道德检验。校园全体会议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发言和投票的开放空间,它的决策可能缓慢且不完美,但它的过程是可见的。当候选人由“各地大学和相关社会网络推荐”而非由领袖指定或由党内派系分配时,候选人的合法性来源就不是权力交易,而是社区认可。这种程序在运动内部建立了一种参与者对结果的主人翁意识,而这种意识在选举动员中转化为一种传统政党机器难以复制的积极性:志愿者不是在为某个候选人的仕途工作,而是在为自己参与产生的决定工作。

这一机制也存在明显的代价。全体会议式的决策在需要快速反应时效率低下,在需要保密时缺乏封闭性,在需要妥协时容易陷入僵局。但这些代价在竞选阶段被运动的“单一议题”性质所抵消:当所有参与者都围绕“反腐与问责”这一核心诉求时,决策分歧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小。问题将在执政阶段显现——届时需要做出的决定涉及预算分配、外交取舍、人事任命等远为复杂的议题,而全体会议机制在这些议题上的运作效率尚未得到检验。

3.候选人构成的“专业信誉替代政治经验”策略

(1)心脏病学教授领衔的象征意义

学生名单的领衔候选人是诺维萨德大学心脏病学教授伊利亚·斯尔达诺维奇。这一选择的政治逻辑值得仔细拆解。在一个职业政客的可信度被系统性腐败所侵蚀的社会中,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医学教授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信誉来源:专业能力与道德操守的可验证性。一个心脏病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建立在挽救生命的基础上,而诺维萨德事故的核心指控恰恰是“一个本应保护生命的系统因为腐败而导致了死亡”。斯尔达诺维奇的身份与事故的问责诉求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无需修辞中介的共鸣。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学生名单明确表示斯尔达诺维奇领衔名单“并不意味着他将成为总理”。这一澄清在传统政治逻辑中是反常的——领衔者通常就是总理候选人——但它在学生运动的逻辑中是自洽的:领衔者的功能不是充当未来的政府首脑,而是为名单提供一个道德和专业信誉的锚点。这种功能与职位之间的分离,本身就是对传统政治“以职位换支持”逻辑的拒绝。

(2)医生、演员、运动员、农民对各类选民的覆盖

候选人构成的多样性在选举中的功能不是“代表性”的修辞,而是接触面的最大化。一个由律师和经济学教授组成的名单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具有吸引力,但在农村地区和工人阶级社区中可能缺乏共鸣。学生名单的候选人包括“大学教授、演员、农民,甚至一位受欢迎的说唱歌手”,这种跨越职业和阶层谱系的构成使运动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同时展开动员。

农民候选人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武契奇的传统票仓在农村地区,而学生运动在选举前采取的一个关键策略是“骑自行车、徒步走遍全国,深入乡村地区争取选民支持,而这些地方向来是武契奇的传统票仓”。一个农民候选人出现在学生名单上,为这种渗透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接口:农村选民不需要被一个城市教授说服,他们可以被一个与自己处境相似的人接触。这种“由同类动员同类”的策略在传统政党机器依赖地方赞助人网络的地区,构成了一种绕过既有权力结构的直接连接。

(二)议题聚焦的有效性:反腐与问责的“单一议题穿透”

学生名单的竞选纲领在政策细节上是贫乏的。它在经济政策、外交取向、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模糊或沉默,这在传统选举分析中通常被视为一个致命的弱点。但在2026年的塞尔维亚,这种贫乏恰恰是有效的。原因在于,选举的政治语境已经被诺维萨德事故和随后的抗议运动重新定义:选民不是在多个政策套餐之间选择,而是在对一个已经做出判断的治理体系表达态度。

1.在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单一议题优于政策套餐

塞尔维亚的腐败感知不是一种抽象的调查数据,而是一种日常经验。欧安组织在选举前将腐败定性为西巴尔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上升至“安全问题”的高度,这一判断在塞尔维亚的公共舆论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基础。诺维萨德事故将一个弥散的感知转化为一个具体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一个刚翻新的车站在重新开放后数月内致16人死亡,而官方的第一反应是切割责任而非问责。此后,“反腐”不再是一个与其他议题并列的政策领域,而是所有其他议题的前提:没有问责,经济增长的成果可能被腐败吞噬;没有透明度,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再次成为死亡陷阱;没有法治,民主制度的形式无法阻止权力的滥用。

学生名单的竞选策略精确地利用了这一前提结构。它“主打超越党派的诉求,强调共同努力重振塞尔维亚经济、深化民主制度”,但这些诉求的实质内容被包裹在“反腐”这一单一议题的框架之中。对于一个在诺维萨德事故后已经对“系统性腐败”形成判断的选民而言,一个承诺“严查腐败、重建法治”的名单,比一个提供详细税收改革方案但回避问责的名单更有说服力。传统反对党的失败部分源于此:它们拥有政策细节,但缺乏将政策细节与选民的情感经验连接起来的能力。

2.从“追责事故”到“清算体系”的议题升级节奏把控

学生运动的议题演进节奏是其成功的关键变量之一。运动初期,诉求是具体的、有限的:追究诺维萨德事故的责任人,公布车站翻新工程的全部文件。这种有限性使运动能够在一个广泛的道德共识上启动——没有人会公开反对为16名死者寻求正义。如果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推翻武契奇”或“清算整个体系”,它将立即被置于一个党派斗争的框架中,从而失去那些对政治本身持怀疑态度的公民的支持。

升级发生在运动已经建立起社会基础和道德权威之后。路透社的报道记录了运动的时间线:事故发生后数日,几十人在诺维萨德和贝尔格莱德封锁交通,为每名死者静默一分钟;不到三个月后,时任总理武切维奇在数万人封锁贝尔格莱德主要路口后辞职;2025年3月,学生带领数十万人穿越贝尔格莱德,成为“一代人以来最大的反政府游行”。到2025年5月,学生们开始明确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从“追责”到“要求选举”的转变,标志着运动从反应性的抗议向进攻性的政治议程的转化,而这一转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前一个阶段的道德共识已经为后一个阶段的政治诉求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3.对执政党传统票仓(农村地区)的面对面渗透

学生名单的农村渗透策略是对塞尔维亚政治地理的一次精确打击。武契奇的优势在农村地区建立在一个赞助网络之上:地方官员、公共部门就业、农业补贴和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分配构成了一个将农村选民与执政党连接起来的物质链条。学生运动无法在这个物质层面上与执政党竞争,但它发现了一个替代路径:绕过地方权力结构,直接与选民对话。

欧洲时报的报道记录了这种策略的具体形式:“学生骑自行车、徒步走遍全国,深入乡村地区争取选民支持”。这种动员方式在塞尔维亚几乎没有先例,它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第一,塞尔维亚的媒体环境使农村选民长期暴露在一种单一的信息流中,国家媒体的偏袒使反对派的声音难以到达这些地区。面对面接触绕过了媒体垄断,将运动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了选民。第二,地方赞助人网络的控制力依赖于选民对“没有替代选择”的认知。当一个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或一个农民候选人出现在村庄里,讲述诺维萨德事故和问责诉求时,他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的可见证据。这种证据不需要改变所有选民的选择,它只需要在足够多的边缘选区将投票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足以在议会席位的分配中产生显著影响。

(三)动员技术:高投票率背后的新选民挖掘

投票率数据是理解学生名单胜利的最直接指标。最终投票率逼近70%,创下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塞尔维亚议会选举的最高纪录。在2023年的上一次议会选举中,投票率远低于此。高投票率本身是中性的:它可能有利于执政党的动员机器,也可能有利于反对派的新选民激活。最终结果——学生名单获得约220万张选票,前进党约172万张——清楚地表明,新增选民中的绝大多数流向了反对派。问题在于:这些选民是谁,以及学生名单是如何将他们动员出来的?

1.社交媒体与校园网络的协同效应

学生运动的动员技术并非纯粹的数字原生操作,而是数字网络与物理网络的协同。社交媒体在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传统媒体被政府系统性影响,反对派的声音难以通过电视和主流报纸到达普通选民。但社交媒体本身不足以解释高投票率:信息可以传播,但投票需要行动。将信息转化为行动的关键环节是校园网络。

大学院系在抗议期间被封锁,这一行动在表面上是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在功能上则创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组织空间。一个被封锁的院系是一个物理场所,学生在这里聚集、讨论、决策、建立信任。当选举到来时,这个空间转化为竞选活动的指挥节点和志愿者协调中心。路透社报道中提到的“严格控制的信息传递”和“有条不紊的全国敲门运动”依赖于一个能够协调数千名志愿者的组织基础设施,而这个基础设施的骨架是在近两年的校园封锁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开发的“加密平台用于安全通信和协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基础设施的效能。在一个政府被指控对网络异议进行威胁的环境中,安全的通信渠道不仅是技术需求,更是信任的载体:志愿者知道他们的协调不会被监控,他们的个人信息不会被泄露给执政党的机器。这种信任在动员中转化为一种传统政党机器无法购买的资产——自愿的、持续的时间投入。

2.“幽默、轻快”的竞选风格对政治冷感群体的吸引力

学生名单的竞选风格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文化中是一种断裂。武契奇时代的政治修辞以沉重、防御性和威胁感知为特征:外部敌人、内部背叛、国家存亡的叙事构成了执政党话语的基调。学生名单的竞选活动——骑自行车穿越村庄、候选人包括“受欢迎的说唱歌手”、没有大型集会和电视辩论的狂轰滥炸——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

这种风格的功能不是“娱乐化”政治,而是降低参与的政治门槛。对于一个长期对政治感到疲惫和疏离的选民而言,一个看起来不像传统政治竞选的竞选活动,可能比一个看起来像传统政治竞选的竞选活动更容易被接受为“值得参与”的事情。学生名单的候选人“看起来像我们,而且他们身上没有沾过权力的味道”,这一感知在投票站中的效果是具体的:它降低了“投票给反对派等于支持一个我不信任的政客”的心理成本。当一个心脏病学教授或一个农民出现在选票上时,选民不需要在“腐败的执政党”和“同样腐败的反对党”之间做选择,他们可以在“旧政治”和“看起来不像旧政治的东西”之间做选择。

3.投票率逼近70%的结构性含义:谁被动员出来了?

高投票率的结构性含义需要被精确识别。在混合政体中,投票率的变化通常由两个群体的参与状态驱动:边缘选民和新选民。边缘选民是在某些选举中投票、在某些选举中不投票的群体,他们的参与取决于对选举结果重要性的感知。新选民是首次获得投票资格或长期不参与后重新参与的群体,他们的参与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强烈的动机克服参与的障碍。

学生名单的动员策略同时作用于这两个群体。对于边缘选民,诺维萨德事故和随后的抗议运动创造了一种“这次选举不一样”的感知:选举不再是在两个腐败的选项之间的例行选择,而是对一个已经做出判断的治理体系的表态机会。对于新选民和长期不参与者,学生名单的候选人构成和竞选风格提供了一种“我的参与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的预期。武契奇在选前民调中以47.4%对40%领先,这一数据在选前可能强化了执政党支持者的“结果已定”感知,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投票动力;而学生名单在最后阶段的动员爆发力则将反对派选民从“可能会赢”的预期推向了“必须去投票以确保赢”的行动。

投票率的种族和地域分布也将是理解这一选举的关键变量,尽管现有报道尚未提供详细的分层数据。学生名单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如果确实改变了投票率的地域结构,那么前进党在传统票仓的席位损失将不仅仅是选民转向的结果,也是对手选民被激活而自身选民被抑制的结果。这一机制在未来的选举中是否可复制,将取决于学生名单在执政后能否维持其动员网络的活力——这是一个在反对党位置上容易做到、在执政位置上远为困难的任务。

(四)对手的弱点利用:武契奇的“强人包袱”

学生名单的胜利不仅源于自身的策略,也源于对手在特定情境下的结构性弱点。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政治中的优势——长期执政积累的资源、个人化的外交形象、对媒体和机构的影响力——在2026年的选举情境中转化为了一组负债。学生名单不需要创造这些负债,它只需要在一个选民已经感知到它们存在的时刻,提供一个替代选择。

1.执政时间过长导致的反现任情绪积累

反现任情绪在选举政治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其强度取决于两个变量:执政时间的长短,以及执政期间是否发生了足以打破合法性叙事的事件。武契奇在这两个变量上都处于不利位置。十四年的执政在塞尔维亚后米洛舍维奇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而诺维萨德事故提供了一个将“时间”转化为“疲劳”的聚焦事件。一个执政十四年的领导人在事故后试图通过“转岗”来延续权力,这一操作本身就在选民中激活了一种“够了”的感知。学生名单的竞选活动不需要论证“武契奇做错了什么”——诺维萨德事故和近两年的抗议已经完成了这个论证——它只需要提供一个可以被用来表达“够了”的选项。

2.前进党组织机器在非传统竞选中的笨拙

前进党的组织机器在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中是一台高效的选举工具:地方分支、公共部门雇员网络、与商业利益的关联、以及对媒体的影响力,这些资源在传统的“候选人拜访地方、媒体覆盖、投票日动员”模式中具有决定性优势。但学生名单的竞选方式使这台机器的大部分功能失效。当对手没有单一领袖可以被攻击、没有大型集会可以被反动员、没有电视广告可以被事实核查或负面宣传时,传统的选举机器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操作对象。

前进党在竞选中试图将学生名单描绘为“外国代理人”的策略,在一个由诺维萨德事故设定的议题框架中未能产生预期效果。武契奇指控“来自克罗地亚和黑山的外国代理人”资助运动,但这一指控在选民中的可信度被一个事实所削弱:运动的资金来源和参与者构成是公开的、去中心化的、难以被简化为“外国操控”的。当一个执政党只能通过外部阴谋来解释对手的吸引力时,它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无法在实质议题上与之竞争。

3.武契奇个人魅力在“转岗”情境下的折损

武契奇的政治生涯建立在一个核心能力之上:与选民建立一种直接的、个人化的连接。他擅长在集会上演讲、在电视上辩论、在地方访问中与公民互动。这种能力在选举中是一种资产,但它的效力依赖于一个前提:选民相信这个人是来服务的,而非来保住权力的。武契奇的“转岗”操作——辞去总统、以总理候选人身份参选——精确地破坏了这个前提。当一个政治人物在面临问责压力时选择通过制度操作来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位,而不是接受选民对其执政记录的评判时,他的个人魅力就从“服务”的证明变成了“算计”的证据。

这一折损在与学生名单的对比中被放大。斯尔达诺维奇的身份——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心脏病学教授——与武契奇的身份——一个在权力核心存在了十四年的职业政治家——在2026年的选举语境中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对比。选民面对的不是两个政策纲领之间的选择,而是两种政治存在方式之间的选择:一种是“我一直在权力中,我需要你再次授权我”,另一种是“我从未在权力中,我需要你第一次授权我”。在诺维萨德事故后的塞尔维亚,后一种选择的说服力是结构性的。

学生名单的胜利,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组策略与一个特定政治时刻的精确匹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消解了镇压的着力点,单一议题的聚焦穿透了腐败感知的厚壁,非传统的动员技术激活了被传统政治排斥的选民,而对手的“强人包袱”在“转岗”的操作中被转化为一种负资产。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学生名单的“发明”——去中心化运动、单一议题竞选、面对面动员在比较政治中都有先例——但它们在2026年塞尔维亚的具体情境中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传统政党机器无法应对的竞争形态。问题在于,这套在反对党位置上被证明有效的策略组合,在执政位置上是否仍然有效。竞选与治理之间的鸿沟,将是第三章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三、比较视野下的败选与胜选

武契奇的失败与“学生名单”的胜利,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的语境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但任何一场具有区域意义的选举都不应被孤立地理解。2026年4月匈牙利欧尔班的败选与10月塞尔维亚武契奇的败选,在时间上相隔仅半年,在形式上高度相似——长期执政的非自由主义强人、以反腐和问责为核心诉求的反对运动、创纪录的投票率、以及欧盟在结果揭晓后的迅速欢迎——这种相似性本身构成了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比较政治问题。与此同时,学生运动转化为选举力量的现象在欧洲并非孤例,但塞尔维亚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其组织形态的彻底去中心化程度、以及从街头到议会转化的速度与效率。

(一)与匈牙利2026年选举的横向参照

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国会选举结果揭晓。由毛焦尔·彼得领导的中间偏右翼蒂萨党以53.69%的得票率赢得199个议席中的138席,跨越了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门槛。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基民党联盟仅获37.72%的选票和55个席位。欧尔班自2010年起连续十六年的执政生涯就此终结。投票率接近78%,创下匈牙利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纪录。六個月后,贝尔格莱德上演了一幕结构上高度相似的剧目:一个长期执政的强人、一场以反腐和问责为核心的反对运动、接近七成的投票率、以及一个以“回归欧洲”为框架的欧盟欢迎。

将两场选举并置,其价值不在于确认“强人正在退潮”这一已经被广泛讨论的判断,而在于识别两种非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在面对危机时的不同脆弱性结构,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塑造了败选的方式和后果。

1.欧尔班与武契奇:两种“非自由主义强人”的不同命运

欧尔班与武契奇在治理风格上的相似性是被广泛记录的:对媒体的系统性影响、对司法独立性的侵蚀、以基础设施投资或社会福利换取政治支持、以及在东西方之间维持一种工具性的平衡姿态。但两人的权力基础存在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差异,这一差异在危机时刻决定了他们的脆弱性程度。

欧尔班的权力建立在制度性的宪法多数之上。 青民盟在2010年以三分之二多数上台后,通过一系列修宪操作重塑了匈牙利的政治制度:选举规则、司法架构、媒体监管、乃至宪法本身都被修改以巩固执政党的优势。这种“护城河”策略在正常时期提供了强大的防御能力:即使民意支持下降,制度性优势仍然可以转化为选举胜利。但它的脆弱性在于,当经济现实和民生困境积累到足以穿透制度性防御的程度时,被修宪多数所锁定的制度本身就成为选民愤怒的焦点。瑞士SRF的政治学者分析指出,欧尔班政府“多年来承诺经济会好起来,但这没有发生”,而“经济现实追上了这个政府”。匈牙利2025年GDP增长率仅为0.3%,在中东欧地区垫底;通胀率在2023年曾突破20%,冠绝欧盟;欧盟冻结了约200亿欧元的凝聚力和复苏基金,相当于GDP的近10%。这些经济压力在制度性护城河内部积累,最终以选票的形式溢出。

武契奇的权力则建立在个人化的非正式网络之上。 前进党虽然控制了国家机器的大部分可见资源,但塞尔维亚的宪法框架并未被修改到匈牙利那种程度。武契奇的统治依赖于一个由地方赞助网络、媒体影响力、安全机构的人事安排、以及与商业利益的关联所构成的非正式系统。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它可以在不修改正式制度的情况下适应不同的政治环境。但它的脆弱性在于,它的运作依赖于一个核心前提——武契奇本人占据一个能够维持网络运转的正式职位。当宪法任期限制迫使他从总统转任总理时,这个前提被动摇了。塞尔维亚宪法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两届,武契奇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当选后无法再次竞选总统,因此他选择辞去总统职务、以总理候选人身份参选。CNN的分析直接指出,武契奇“借用了普京的剧本,在被宪法禁止再次参选时试图从总统转任总理”。但这个剧本在塞尔维亚的版本中遭遇了一个欧尔班没有面对的问题:武契奇的非正式网络在“转岗”过程中暴露了其对个人职位的依赖,而选民将这一操作解读为“不愿离开权力”的证据,而非“继续服务”的承诺。

两种脆弱性的差异在败选的方式和后果中得到了体现。欧尔班的失败是制度性多数的丧失:蒂萨党赢得了三分之二席位,这意味着毛焦尔不仅获得了执政授权,还获得了修改宪法的能力,可以系统性地拆除欧尔班在十六年间嵌入制度的政治安排。武契奇的失败则是个人化网络的收缩:前进党保留了约104个席位,远未被摧毁,武契奇本人仍然是塞尔维亚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他失去了那个使网络得以运转的核心职位,而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司法、检察、所有机构都在武契奇的人的控制之下”的官僚体系。欧尔班的败选是一场制度性的清算,武契奇的败选则是一场个人化的退却——前者为胜选者提供了拆除旧秩序的法律工具,后者则为败选者保留了在旧秩序的废墟中持续阻挠的空间。

这一差异对两国选举后的政治走向具有直接含义。匈牙利的新政府拥有宪法多数,可以相对迅速地推进司法改革、媒体监管改革和反腐制度建设。塞尔维亚的新政府虽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约140席对104席),但这一多数不足以修改宪法,而它面对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仍然被旧政权的人事网络所渗透。武契奇在败选讲话中表示“我们的结构是稳固的,我们非常团结,非常强大,我们习惯于在反对党位置”。这句话不是败选者的自我安慰,而是对塞尔维亚政治现实的一个准确描述。

2.特朗普式民粹在东欧的退潮抑或转型?

欧尔班和武契奇的败选被许多观察者解读为“特朗普式民粹”在东欧的退潮。这一解读有其表面上的合理性:两位领导人都曾与特朗普及其政治运动保持密切关系,都采用了类似的修辞策略(反移民、反“全球主义”、强调国家主权),都在执政期间与布鲁塞尔发生了持续冲突。欧尔班将国家外交“党派化”,押注于特朗普的MAGA运动,实际上将自身和国家都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武契奇在败选后将失败归咎于“美国深层政府”,这一叙事与特朗普本人对“深层国家”的指控在修辞上高度同构。

但“退潮”这一框架可能误读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准确的判断是:特朗普式民粹在东欧正在经历一次形态转换,而非简单的消退。 欧尔班和武契奇的失败,其直接原因不是选民对“民粹主义”本身的拒绝,而是对治理失败的拒绝。匈牙利选民的核心不满是经济停滞、通胀和腐败,而非欧尔班对布鲁塞尔的对抗姿态本身。蒂萨党的竞选纲领聚焦于反腐、体制改革和修复与欧盟的关系,但它在文化议题上的立场并不必然与青民盟形成根本对立。毛焦尔本人来自青民盟内部,他的政治品牌是“更好的治理”,而非“不同的意识形态”。塞尔维亚的情况类似:学生名单的核心诉求是问责和反腐,而非对武契奇民族主义立场的系统性否定。斯尔达诺维奇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与武契奇并无实质分歧,学生名单在竞选期间刻意回避了科索沃和欧盟入盟等争议性议题,以避免内部裂痕。

这意味着,东欧选民在2026年所拒绝的,不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风格或意识形态,而是民粹主义治理模式在交付公共产品上的失败。欧尔班和武契奇都曾以“非自由主义治理”换取经济成果和社会稳定,当这些成果无法兑现时,选民转向了那些承诺“更好的管理”而非“不同的价值观”的替代者。特朗普式民粹在东欧的下一阶段形态,可能不是消失,而是去个人化和技术化:一个不再以强人魅力为核心、而是以反腐和治理效率为包装的政治力量。学生名单的“心脏病学教授领衔、无单一领袖、专业信誉替代政治经验”的模式,恰恰是这种转型的一个原型。

(二)学生运动型政党的历史先例与塞尔维亚特殊性

学生运动转化为选举力量在欧洲政治中并非没有先例。1968年后的西欧学生运动催生了绿党和一系列新左翼政党;2010年代的反紧缩运动在希腊和西班牙产生了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能”党;2010年代末的气候罢课运动在多个欧洲国家催生了绿色政治的新一轮浪潮。塞尔维亚的“学生名单”在这些先例的光谱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它的转化速度(从运动开始到议会多数不到两年)、组织形态的去中心化程度(无单一领袖、全体会议决策、候选人由校园网络推荐)、以及政治定位的刻意模糊性(拒绝在传统左右光谱中定位、回避争议性议题),都使它区别于上述先例。

1.从街头到议会的转化条件

比较政治学对学生运动转化为选举力量的条件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判断:运动的诉求必须能够被转化为可操作的选举纲领;运动必须发展出能够协调竞选活动的组织基础设施;运动必须找到能够与更广泛选民群体建立连接的候选人;运动必须在一个有利的政治时机中行动,使执政者的合法性处于低谷。学生名单在这四个条件上的表现,解释了它为何能够完成从街头到议会的跨越。

诉求的转化是最容易被低估的环节。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追究诺维萨德事故责任、反对系统性腐败、要求问责——在形式上是一个“单一议题”,但它在塞尔维亚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一种可扩展性:反腐不是一个孤立的要求,而是一个可以对所有其他议题进行重新框定的前提。当一个选民相信腐败是系统性的时,他对经济政策、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的评价都会被这一信念所塑造。学生名单不需要提供详细的经济纲领,因为它的核心承诺——如果腐败被遏制,其他问题就会改善——在一个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具有不言自明的逻辑。

组织基础设施的转化则依赖于运动在抗议阶段已经建立起来的物理和数字网络。被封锁的大学院系在选举期间转化为志愿者协调中心;信息技术专业学生开发的加密通信平台在竞选中继续运作;全国性的校园网络为候选人推荐和选民接触提供了现成的骨架。这种基础设施不是从零开始建设的,而是在近两年的抗议中逐步积累的。相比之下,传统反对党在塞尔维亚长期缺乏这种扎根于社区的动员能力,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选举周期中的短期动员。

候选人的选择是学生名单最独特的策略。250名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学生本人,也没有传统政党的职业政客。名单涵盖大学教授、医生、演员、运动员、农民和活动人士,领衔者是心脏病学教授斯尔达诺维奇。这种构成的目的不是“代表性”,而是信誉的可转移性:在一个职业政客的可信度被系统性腐败所侵蚀的社会中,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医学教授提供了一种传统政治无法复制的道德资本。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名单领衔者“并不意味着他将成为总理”,这一澄清在传统政治逻辑中是反常的,但它揭示了学生名单对政治职位的工具性理解:领衔者的功能是为名单提供一个信誉锚点,而非充当未来的政府首脑。

政治时机的有利性是所有这些策略能够生效的前提。诺维萨德事故发生在选举前近两年,这意味着学生运动有足够的时间建立组织、积累社会支持、并将诉求从具体的追责升级为体系性的问责要求。如果事故发生在选举前数月,运动可能来不及完成从抗议到竞选的转化。武契奇选择在2026年9月提前选举,可能基于一个误判:他认为运动在近两年后已经疲惫,选民渴望“回归正常”。但这一判断忽视了运动在组织层面的韧性——它不是依赖持续的街头动员来维持存在,而是通过校园网络和社区渗透将支持者转化为一个持续运作的政治基础设施。

2.缺乏执政经验的双刃剑效应:清新感与治理风险并存

学生名单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非政治”的身份之上。在一个腐败感知强烈的社会中,缺乏执政经验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资格证明:候选人“看起来像我们,而且他们身上没有沾过权力的味道”。这种清新感在竞选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动员效力,但它同时构成了执政阶段最显著的风险。

风险的第一层是行政能力的缺失。塞尔维亚的政府机器——部委、机构、公共企业——在十四年间被前进党的人事网络深度渗透。一个由大学教授、医生和农民组成的新政府,在面对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时,将面临陡峭的学习曲线。谁担任总理、谁掌控财政和内政、如何与一个仍然被旧政权人员占据的官僚体系打交道,这些问题在选举后仍然没有明确答案。路透社在选举当夜的报道中指出,“谁将担任总理并实施学生的国内议程,目前尚不清楚”。华沙的选举顾问格鲁伊奇将“最大的不确定性”描述为“谁将领导政府、谁将是关键部长、以及他们将如何基于反腐和法治的承诺来运作”。

风险的第二层是联盟内部的协调成本。学生名单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松散联盟,决策通过校园集会和全体会议进行。这种机制在竞选阶段——当所有参与者围绕一个核心诉求时——是有效的,但在执政阶段,需要做出的决定涉及预算分配、外交取舍、人事任命等远为复杂的议题,而全体会议式的决策在这些议题上的效率尚未得到检验。匈牙利政治学者在评论欧尔班败选时提出的警告同样适用于塞尔维亚:“如果一次错误的人事安排只是被另一次错误的人事安排所取代,那么根本性的东西不会改变”。学生名单的“专业信誉替代政治经验”策略在竞选阶段解决了可信度问题,但在执政阶段,专业信誉不等于治理能力。一个心脏病学教授可以领导一个反腐运动,但他不一定能够管理一个国家的财政或外交。

风险第三层是期望管理的困难。学生名单的竞选承诺——反腐、法治、改善教育——是高远的、原则性的、难以在短期内被兑现的。选民在一个创纪录的投票率中将巨大的期望寄托在一个缺乏执政记录的政治力量上。如果新政府在最初六到十二个月内无法展示可见的成果——一个高调的腐败起诉、一项可感知的行政改革、或者一个外交上的象征性突破——期望的落差将迅速转化为失望,而前进党作为反对党的叙事(“我们早就说过他们做不到”)将获得新的共鸣。武契奇在败选后已经为这种叙事铺设了框架:他将失败归因于“外国干预”,并宣称前进党“习惯于在反对党位置”。一个保留百余席位、控制地方网络、且拥有一个现成的“外部操控”叙事的前执政党,将是新政府期望管理的最直接障碍。

学生名单的胜利,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特定条件下高度有效的竞选机器的产物,而非一个成熟的执政力量的诞生。竞选与治理之间的鸿沟,不是塞尔维亚独有的问题——欧尔班在2010年以三分之二多数上台时同样缺乏执政经验,但他的青民盟在反对党位置上积累了八年的组织准备和政策储备。学生名单的近两年抗议周期提供了组织基础设施和道德资本,但没有提供同等的政策准备和人事储备。这一差距将如何被弥合,或者是否会被弥合,是塞尔维亚2026年选举后最值得追踪的变量。它也将决定这场被与匈牙利相提并论的败选,最终是一个“强人退潮”的又一个案例,还是一个更持久的政治重组的确切开端。


关注 161
李国熙: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四)   李国熙: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二)
 
公司简介     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1区-21594(集群注册)     咨询热线:13360021949(李博士)     Email: liguisong2006@163.com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178号     京ICP备16017448号    网站版权归【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所有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