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三)
  日期 2026-10-26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及格陵兰三方签署安全协议为时间节点,回溯特朗普政府自2019年以来对格陵兰岛的战略图谋、施压过程与最终“交易”结果,分析这一事件对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及北极地缘格局的深远影响。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二章

2025年:格陵兰岛成为“必须得到”的目标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喧嚣尚未散去,他就在白宫签署行政令的间隙,向记者抛出了一句话:“格陵兰岛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们需要它来维护国际安全。”这句话的语气,与2019年那个试探性的“战略上很有趣”已经有了本质区别。六年前,特朗普是在问“能不能买”;六年后,他是在说“必须得到”。

2025年与2019年的根本差异,在于格陵兰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2019年,购岛是特朗普个人的执念,是“交易型总统”的一次即兴发挥,遭到丹麦和格陵兰的拒绝后便暂时退场。2025年,格陵兰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被纳入大国竞争的框架,被国会立法程序所承接,被智库论证所支撑。特朗普不再是在“试探”一个想法,而是在推进一项政策。这项政策的目标从“购买”扩展为“获得”,手段从“外交提议”扩展为“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论证框架从“房地产交易”升级为“自由世界防卫”。

2025年的格陵兰议题,呈现出一种加速升级的节奏。1月的就职表态定下基调;3月副总统万斯访问皮图菲克基地,将言辞升级为行动;12月任命格陵兰特使,将政策制度化;同月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明确宣示“必须得到格陵兰岛”。一年之内,格陵兰从一个被搁置的“疯狂想法”,变成了美国行政和立法分支同时推进的优先事项。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三重力量的汇聚:特朗普个人执念的回归,大国竞争叙事的成熟,以及国会共和党人对总统议程的制度性配合。

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政策宣示

(一)“我们需要格陵兰岛”的反复重申

1.2025年1月重返白宫初期的表态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初期对格陵兰的表态,呈现出一种密集而持续的特征。这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宣示,而是一种刻意反复的信息轰炸,其目的不仅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也是向美国国内——包括国会、官僚体系和公众——确立格陵兰作为“总统优先事项”的地位。

1月7日,海湖庄园的“不排除”宣言。 在正式就职前十三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是否考虑使用军事或经济手段获取格陵兰时,他的回答是:“我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他同时警告,如果丹麦拒绝出售格陵兰,丹麦出口美国的产品将面临“非常高的关税”。这是特朗普首次将军事手段与经济胁迫同时列入格陵兰问题的“选项清单”。在2019年,他的措辞是“大型房地产交易”;在2025年1月,他的措辞已经变成了“军事或经济胁迫”。这一措辞的升级,标志着格陵兰问题从“交易”范畴向“强制”范畴的滑动。

1月20日,就职日的“需要”定性。 在白宫签署行政令的间隙,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格陵兰岛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们需要它来维护国际安全。我相信丹麦也会同意,他们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块地方。”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这个词。2019年他说“战略上很有趣”,这是一种可选项的表述;2025年他说“需要”,这是一种必要性的表述。“需要”意味着格陵兰不再是一个“如果有机会可以获取”的资产,而是“不获取就会损害美国利益”的必需品。他同时声称格陵兰居民“对丹麦政府不满意,但对美国有好感”,并提到他的长子小特朗普和几名“代表”在1月8日曾到访格陵兰,暗示美国与格陵兰人民之间存在“直接的情感联系”。

1月25日,空军一号上的“我们将会得到”宣示。 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对随行记者说:“我认为格陵兰会和我们一起解决。我认为我们将会得到它。”他补充说,岛上的五万五千居民“希望和我们在一起”。当被问及丹麦的主张时,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丹麦对此有什么主张,但如果他们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一种非常不友善的行为,因为这是为了保护自由世界。”“不友善的行为”这一表述,将丹麦的拒绝预先定性为对美国的冒犯。在特朗普的逻辑中,美国提出获取格陵兰是“为了保护自由世界”,拒绝这一“保护”就是不友善,就是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这种逻辑将丹麦置于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同意,则丧失领土;拒绝,则被贴上“不友善”的标签。

12月22日,海湖庄园的“必须得到”终局宣示。 在任命格陵兰特使的次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明确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为了获取其矿产资源,我们必须得到格陵兰岛。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来保障国家安全。”这是特朗普迄今为止对格陵兰问题最直接、最明确的表述。“必须得到”不同于“需要”,它排除了“如果无法获得”的可能性。他同时指责丹麦“未在格陵兰投入必要资金,也没有为其提供军事保护”,并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语气说:“丹麦数百年前乘船到过那里。我确信我们也乘船到过那里。所以,我们得把这事彻底解决。”这段话中,“乘船到过”的类比,将丹麦对格陵兰的数百年主权历史简化为一次“到访”,为美国的主张制造了一个虚构的历史对等性。

这四次表态在一年之内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升级曲线:从“不排除任何选项”到“需要”到“将会得到”再到“必须得到”。每一次表态都比上一次更加坚定、更加不容置疑。到2025年底,“获取格陵兰”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执念,变成了他口中“美国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2.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论证框架

特朗普2025年的格陵兰言论,最显著的变化是论证框架的转换。2019年,他的论证核心是“战略上有趣”和“大型房地产交易”,带有浓厚的交易色彩。2025年,他的论证核心变成了“国家安全”,带有强烈的安全化色彩。这一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将格陵兰问题从“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易”重新定义为“不可谈判的安全需求”。

(1)对中俄在北极存在的指控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论证,首先建立在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存在”的夸大性描述之上。他在多个场合声称:“你看看海岸附近,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我们看到俄罗斯船只到处都有,我们看到中国船只到处都有——军舰”。

这些表述的核心特征是模糊与夸大。特朗普使用“到处都是”“军舰”等词汇,制造一种格陵兰周边海域被中俄军事力量“包围”的印象。但事实是,北极地区的航运活动虽然有所增加,但距离“到处都是军舰”的描述相去甚远。格陵兰周边的海上活动主要是商业航运、科学考察和渔业,军事存在极为有限。特朗普的表述是一种典型的安全化修辞:通过夸大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为一个原本缺乏合法性的政策目标(获取他国领土)制造“必要性”。

这一修辞的功能是将美国的主张从“扩张”重新定义为“防御”。如果格陵兰周边真的“到处都是中俄军舰”,那么美国“需要”格陵兰来“保护自由世界”就具有了表面上的合理性。特朗普的论证逻辑是:存在威胁→需要前沿阵地→格陵兰是最佳前沿阵地→美国必须控制格陵兰。 这一逻辑链条的起点——中俄在格陵兰周边的军事存在——是高度可疑的,但一旦这个起点被接受,后续的推论就具有了表面上的连贯性。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2026年1月的表态中重复了这套逻辑:“总统的立场是,格陵兰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北极地区扩张。”这套“中俄威胁”叙事,为格陵兰政策提供了跨党派的最低共识基础。即使在国会中反对“购买”格陵兰的共和党人,也很少质疑“中俄在北极构成威胁”这一前提。

(2)“自由世界防卫”的修辞包装

特朗普对格陵兰的主张,被包装为一种利他主义的“自由世界防卫”行动。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这与美国无关,只是我们可以提供自由。他们不能。”在海湖庄园,他声称此举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

这套修辞的核心,是将美国的单边扩张转化为对“自由世界”的集体服务。在特朗普的叙事中,美国获取格陵兰不是出于自私的领土野心,而是因为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自由的力量”,格陵兰在美国手中比在丹麦手中更能服务于“自由世界”的利益。这一逻辑的帝国主义底色是显而易见的:它假设美国有权判断什么是“自由世界”的利益,有权决定哪个国家适合管理哪片领土,有权以“自由”之名行控制之实。

“自由世界防卫”修辞的另一面,是对丹麦的“能力不足”指控。特朗普反复强调丹麦“未在格陵兰投入必要资金”“没有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这一指控的逻辑是:丹麦作为格陵兰的管辖者,未能履行“保护”格陵兰的责任,因此美国有“权利”甚至“义务”接管这一责任。这一逻辑将主权与治理能力挂钩: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充分”保护其领土,那么另一个更有能力的国家就有权取代它。这是对主权平等原则的根本性挑战。

(3)对丹麦“未投入必要资金”的指责

特朗普对丹麦的指责,集中在两个层面:军事投入不足和经济支持不足。他声称丹麦“没有军事保护”格陵兰,并暗示丹麦从格陵兰获取利益却未给予相应回报。

这些指责的事实基础是脆弱的。丹麦在格陵兰的军事投入虽然规模有限,但并非“没有”。丹麦在格陵兰设有北极联合司令部,负责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的防务。丹麦还参与北约在北极的联合演习和巡逻。在经济层面,丹麦每年向格陵兰提供约5.2亿至5.65亿欧元的拨款,占格陵兰GDP的16%至20%。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描述为“未投入”的数字。

但事实的准确性不是特朗普论证的重点。他的指责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剥夺丹麦的道德合法性。如果丹麦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辖者,那么美国“接管”格陵兰就不是对丹麦的剥夺,而是对格陵兰的“解放”。特朗普对丹麦的指责,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剥夺策略:通过系统性地贬低丹麦作为格陵兰管辖者的资格,为美国的主张创造道德空间。

3.拒绝排除军事手段的施压策略

(1)“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的反复声明

“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这句在外交话语中通常用于对“敌对国家”施压的措辞,在2025年被特朗普政府反复用于描述对北约盟友丹麦的政策。

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2025年1月12日就明确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会把所有选项留在桌面上。”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2026年1月重申了同样的立场:“所有选项始终都在特朗普总统的桌面上。”国务卿鲁比奥在被问及军事手段时表示:“每一位总统都保留这一选项。我不是在说格陵兰,我只是在说全球范围。”

“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这一表述的施压功能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不确定性。丹麦和格陵兰不知道美国是否会真的使用军事力量,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同时,这一表述保留了所有可能的退出路径:如果最终没有使用军事手段,可以说“我们从未承诺不使用”;如果使用了,可以说“我们早就说过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也引发了反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2026年1月表示:“我们不是在和格陵兰打仗。我们没有意图——我们没有理由和格陵兰打仗。所有关于军事行动的说法,我不认为那是可能的,我不认为有人在认真考虑。”民主党参议员加列戈则宣布将提出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入侵格陵兰”。这些反应表明,“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的表述在北约盟友和部分美国议员中引发了深切的忧虑。

(2)经济胁迫与关税威胁的叠加使用

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施压策略,在2026年1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接对多个欧洲北约盟友实施关税威胁。

2026年1月17日,特朗普在Truth Soc因纽特人共同体上宣布,将从2月1日起对来自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格陵兰问题上“不合作”。关税将从6月1日起升至25%,并“保持有效,直到就格陵兰的完全和彻底购买达成协议”。

这一关税威胁的规模和对象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质。被征收关税的八个国家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和欧洲盟友。特朗普以贸易关税为武器,试图迫使盟友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让步。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回应称:“如果我们想要繁荣,我们必须开放市场,而不是关闭它们。我们必须创建经济一体化区域,而不是提高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关税将“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并冒下危险的下行螺旋风险”。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它打破了北约联盟内部的基本规则。北约的核心逻辑是:盟友之间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解决争端。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虽然不是军事手段,但其胁迫性质同样违反了联盟内部“不对盟友施压”的默契。欧洲领导人“愤怒和沮丧”的反应,反映的正是这种规则被打破的震惊。

(二)国会层面的立法配合

1.《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的提出

(1)授权总统与丹麦展开购岛谈判

2025年1月13日,即特朗普就职前一周,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正式提出了H.R.361号法案,标题为《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Make Greenland Great Again Act)。

法案的核心条款简短而明确:“国会特此授权总统,自2025年1月20日东部标准时间下午12:01起,寻求与丹麦王国展开谈判,以确保美国获得格陵兰。”法案规定,总统与丹麦达成协议后,须在5个日历日内将协议提交给国会相关委员会。国会有60个日历日的审查期。如果国会在此期间没有通过联合否决决议,协议将“生效并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这一立法设计的关键特征是反向批准程序。在正常的条约批准程序中,总统签署的协议需要参议院积极批准才能生效。而《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规定的是“不否决即生效”:如果国会在60天内不采取行动,协议自动生效。这一设计降低了批准门槛,将“阻止协议”的责任放在了反对者身上,而非将“批准协议”的责任放在支持者身上。在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参议院两院的情况下,联合否决决议几乎不可能通过。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真的与丹麦达成协议,该协议将自动获得国会批准。

法案的措辞本身也值得注意。“确保美国获得格陵兰”(to secure the acquisition of Greenland by the United States)——“acquisition”一词的选择具有刻意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购买”,也可以指任何形式的“获取”。这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在法律框架内使用非购买手段的空间。

(2)共和党内的支持与反对

《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获得了17名共和党众议员的联署,包括劳勒、克伦肖、巴宾、坦尼、哈什巴格、摩尔、鲁利、韦伯、卢纳、欧文斯等。联署名单的构成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议程的配合模式:联署者中既有坚定的特朗普盟友,也有来自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等州的保守派议员。法案的提出本身,就是向特朗普的“格陵兰议程”提供立法合法性的政治行为。

但共和党内部并非没有异议。《时代印度报》的报道指出,“很少有议员公开反对这一提议,尽管一些MAGA激进派认为这是对更紧迫任务——降低物价、让普通美国人生活更可负担——的干扰”。这一“干扰论”反映的是一种优先级的质疑,而非对格陵兰政策本身的反对。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民主党方面。参议员加列戈宣布将提出决议阻止特朗普“入侵格陵兰”,称“我们必须在他在 whim 中入侵另一个国家之前阻止他”。民主党众议员在听证会上将特朗普的格陵兰政策与“对待盟友像对待对手”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

在参议院层面,反应更为谨慎。2025年2月12日,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举行了题为“北极及格陵兰对美国利益的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听证会。听证会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应该购买格陵兰”,而在于“美国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和破冰船能力不足”的问题。一名参议员在听证中呼吁建立“新的破冰船舰队”以“对抗外国在北极地区的主导地位”。这种将格陵兰问题转化为北极能力建设问题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一种规避直接表态的策略:支持加强北极能力是安全的,支持“购买格陵兰”则可能引发争议。

2.国会听证与智库论证的推波助澜

(1)战略必要性的跨党派讨论

2025年2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智库活动,为格陵兰政策提供了“战略必要性”的论证支撑。这些论证的核心逻辑是:无论是否“购买”格陵兰,美国在北极的存在都必须加强,而格陵兰是美国加强北极存在的关键节点。

听证会讨论的议题包括:格陵兰在跨大西洋贸易路线中的战略位置、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功能、关键矿产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中俄在北极的活动对美国利益的挑战。这些议题的共同指向是:美国在格陵兰的存在需要扩大和深化,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智库层面的论证同样活跃。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传统基金会等智库在2025年发布了多份关于格陵兰和北极政策的报告。这些报告的核心论点与听证会的逻辑一致:格陵兰的战略价值在上升,美国的北极能力在下降,两者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这种“差距叙事”为特朗普的政策提供了技术性的论证外衣,使其看起来不像是领土扩张,而像是“能力建设”。

(2)法律障碍与替代方案的探讨

在“购买”方案面临明显法律和政治障碍的情况下,国会和智库开始探讨替代方案。

《华尔街日报》在2026年1月的分析中列举了美国获得格陵兰的多个选项及其“重大缺陷”。军事夺取“相对容易,但可能招致美国内猛烈批评、损害北约等美欧共同利益”。购买“需要丹麦与格陵兰政府支持”。在这两个选项之外,报道提出了第三选项:支持格陵兰独立。“格陵兰如与丹麦‘政治离婚’,将为美国后续与其签署《自由联系协定》铺平道路。”

《自由联系协定》是这一讨论中的关键概念。美国与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之间存在类似的安排。这种协定通常允许美国自由在当地开展军事行动,同时提供免税贸易、美方保护和基础服务作为回报。如果格陵兰在独立后与美国签署《自由联系协定》,美国将获得在格陵兰的军事行动自由和排他性准入,而不需要改变格陵兰的主权地位。

这一“替代方案”的吸引力在于它绕过了主权问题。美国不需要“购买”格陵兰,不需要丹麦的同意,只需要格陵兰独立,然后与独立后的格陵兰签署一份双边协定。这种安排在法律上比“购买”更加可行,在政治上比“军事夺取”更加“体面”。格陵兰的独立运动如果被巧妙地引导,可以成为美国获取格陵兰控制权的“迂回路径”。

这一策略的危险性在于,它将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格陵兰的独立诉求捆绑在一起。美国可以支持格陵兰独立运动,向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作为交换,独立后的格陵兰在安全事务上向美国开放。这种安排将格陵兰的“自决”转化为美国战略利益的工具,使格陵兰的独立进程被外部大国所利用和塑造。格陵兰人追求的是自主,但美国提供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依附。

2025年的政策宣示和立法配合,完成了格陵兰问题从“特朗普的个人执念”向“美国国家政策”的转化。特朗普通过反复重申“需要”和“必须得到”,将格陵兰问题安全化,使其从一个可以被讨论、被质疑的“交易选项”变成了一个被定性为“国家安全必需”的政策前提。国会共和党人通过《让格陵兰再次伟大法案》的提出,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立法合法性,尽管法案本身尚未进入表决程序,但其存在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格陵兰问题不再是“疯狂的想法”,而是被纳入立法议程的严肃议题。

这一转化的深层意义在于:格陵兰问题不再依赖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命运。即使特朗普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改变主意,或者离开政治舞台,国会立法程序和智库论证所建立的制度性轨道已经存在。美国对格陵兰的“需要”已经被写入法案文本,被纳入听证记录,被智库报告所论证。这一轨道将持续存在,等待着下一个“愿意使用它”的总统。

二、任命格陵兰特使与外交升级

2025年12月21日,特朗普在Truth Soc因纽特人共同体l上发布了一条简短但意味深长的声明: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这条声明的措辞值得逐字阅读——“杰夫深知格陵兰岛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将竭力维护我国利益,保障我们盟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生存”。

这条任命在时间上并非偶然。此时距离特朗普1月重返白宫已近一年,“我们需要格陵兰岛”的表态从就职日到海湖庄园反复重申了十余次,但实质性进展几乎为零。丹麦说“不”,格陵兰说“不”,万斯3月的访问以“挑衅”收场,国会立法卡在委员会阶段。特朗普需要一个新的工具来打破僵局。兰德里就是这个工具。

但兰德里不是普通的外交官。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一个民选官员,一个特朗普的坚定盟友。他在被任命后数小时内就在X平台上发文回应:“能以这项志愿职位为您服务,推动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我深感荣幸”。这句话的措辞——“志愿职位”“推动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在丹麦外交部引发了“深感愤慨”的反应。

格陵兰特使的任命,标志着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拿下”从总统的个人宣示升级为行政分支的制度化操作。兰德里不是一个可以“等待时机”或“保持低调”的职业外交官。他是一个政治任命者,一个公开宣示要使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志愿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丹麦主权和格陵兰自决权的持续施压。

(一)杰夫·兰德里任命的象征与实质

1.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选择逻辑

(1)“购地历史”的刻意类比

兰德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这一地理背景的选择具有明确的历史象征意义。

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地,使美国领土面积几乎翻倍。这笔交易被特朗普本人反复援引为“伟大总统”的成就典范。选择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担任格陵兰特使,是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格陵兰将是一笔“购地交易”,其历史地位可以类比路易斯安那购地。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对这种类比的荒谬性做出了精准的讽刺:“这过于离谱,堪比墨西哥任命一个特使,让路易斯安那州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麦克福尔的讽刺揭示了“购地历史”类比的核心问题:路易斯安那购地发生在19世纪殖民帝国时代,领土被视为可以买卖的“资产”;而格陵兰是21世纪的一个拥有自治政府和自决权的政治实体,其人民明确表示“不卖”。将两者类比,是将殖民时代的逻辑强加于当代国际关系。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在意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兰德里的路易斯安那身份,在他的支持者眼中是一种政治符号:一个“购地州”的州长,去“购”另一块地。这种符号政治的效果,不在于历史的准确性,而在于叙事的感染力。

(2)兰德里个人的主动请缨

兰德里不是被“征召”的。他是主动请缨的。

特朗普在宣布任命时说,兰德里“想要领导这项行动”。兰德里在被任命后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不仅接受了任命,而且在数小时内就发表了“推动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公开声明。

兰德里的个人履历强化了这种“主动”的色彩。他是退伍军人、前警察、前国会议员、前路易斯安那州检察总长,2023年当选州长。这一履历的组合——军事、执法、立法、行政——使他成为一个“行动型”而非“外交型”的人物。他不是被派去“谈判”的,而是被派去“推进”的。

兰德里在回应中特别强调,这一任命是“兼职”,不会影响其州长职责。这种“兼职特使”的定位,进一步强化了兰德里的非正式性和政治性。他不是一个受官僚体系约束的外交官,而是一个可以直接与特朗普沟通、可以绕过国务院常规程序的政治操作者。他的“志愿者”身份使他免于职业外交官的谨慎约束,也使他可以采取更加激进、更加公开的立场。

(2)特使职位的“志愿者”定性

兰德里自己将这一职位定性为“志愿者”。这一措辞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

在外交实践中,特使通常是全职的、受薪的、隶属于国务院或白宫的正式职位。将格陵兰特使定性为“志愿者”,意味着这一职位不受国务院官僚体系的常规约束,不需要遵循职业外交官的行为准则,不需要通过标准的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兰德里可以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可以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可以直接与格陵兰的政治人物接触——不受任何制度性约束。

“志愿者”定性还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项“使命”。兰德里不是在“履行职务”,而是在“完成一项事业”。这种表述将格陵兰问题从外交政策的范畴转移到了政治运动的范畴。外交政策可以谈判、可以妥协、可以搁置;政治运动则要求推进、突破、胜利。

特朗普的声明本身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杰夫深知格陵兰岛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将竭力维护我国利益,保障我们盟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生存”。“保障我们盟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生存”——这不是外交语言,这是运动语言。它将格陵兰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近乎存在主义的高度:不是“我们想要格陵兰”,而是“格陵兰关乎世界的生存”。

2.丹麦与欧盟的强烈反应

(1)丹麦外交大臣召见美国大使

丹麦的反应迅速而强烈。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任命宣布的次日就表示“深感愤慨”,称这一任命和兰德里的声明“完全不可接受”。

拉斯穆森随后采取了一个具有明确外交对抗性质的行动:召见美国驻丹麦大使。他告诉丹麦广播公司:“我们今天已在外交部召见了美国大使,与格陵兰的代表一起举行会议,在会议上我们非常明确地划定了红线,并要求做出解释”。

“划定红线”这一措辞在外交实践中极为罕见,尤其是针对一个北约盟友。通常情况下,“红线”是用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丹麦对美国使用这一表述,标志着美丹关系在格陵兰问题上已经跨越了常规盟友关系的边界。

拉斯穆森进一步警告:“只要丹麦王国仍由丹麦本土、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组成,我们就不能容忍有人破坏我们的主权”。这段话的核心是主权——丹麦将格陵兰特使的任命定性为对丹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直接挑战,而非一次“外交摩擦”。

丹麦的反应还包含一个程序性的信号:召见大使时“与格陵兰的代表一起”。这一安排体现了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联合阵线策略:丹麦不是单独面对美国,而是与格陵兰共同面对。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如果美国试图将丹麦和格陵兰“分而治之”,丹麦和格陵兰必须同步回应,展示统一的立场。

(2)丹麦首相与格陵兰总理的联合声明

在拉斯穆森召见美国大使的同一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的绝对性:

“不能吞并另一个国家。即使以国际安全为由也不行。”

这份联合声明的政治意义远超其文本内容。它传递了三个关键信号:

第一,丹麦和格陵兰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分歧。 格陵兰的独立运动在格陵兰内部是一个活跃的政治议题,但面对美国的“吞并”威胁,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展示了统一阵线。尼尔森在Facebook上写道:“格陵兰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决定在这里做出”。这一表述既是对特朗普的回应,也是对格陵兰内部独立诉求的暂时搁置——在外部威胁面前,格陵兰选择与丹麦站在一起。

第二,“国际安全”不能成为领土扩张的借口。 特朗普政府为格陵兰主张提供的核心论证是“国家安全”。联合声明直接反驳了这一论证的逻辑:“即使以国际安全为由也不行”。这是对特朗普政府整个格陵兰论证框架的根本性否定。

第三,国际法是底线。 声明强调“国家的边界和国家主权均以国际法为基础”。这一表述将格陵兰问题从权力政治的范畴重新定位到国际法的范畴。在权力政治的框架中,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拥有天然的优势;在国际法的框架中,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是基本原则,美国的主张缺乏法律基础。

(3)欧盟“坚定站在一起”的表态

欧盟的反应同样迅速而明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联合声明:

“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也同样重要。我们与丹麦和格陵兰人民完全站在一起。”

“完全站在一起”这一措辞在外交语言中具有承诺性的分量。它不是“关注”,不是“关切”,而是承诺支持。欧盟的声明将格陵兰问题从美丹双边关系提升到了欧盟-美国关系的层面。

欧盟的介入改变了格陵兰问题的权力结构。在美丹双边框架中,丹麦是一个小国,面对美国的结构性弱势是压倒性的。在欧盟-美国框架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经济规模、监管权力和外交影响力,可以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制衡。欧盟的“完全站在一起”表态,为丹麦提供了超越自身实力的外交杠杆。

但欧盟的表态也有其局限性。欧盟在安全和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北约框架内与美国是盟友关系。欧盟的“站在一起”主要是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支持,而非军事或经济层面的对抗。欧盟可以发表声明、可以召见大使、可以在国际场合声援丹麦,但不太可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来对抗美国的格陵兰政策。这种“政治支持、实质克制”的模式,反映了欧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结构性困境。

(二)万斯副总统访问皮图菲克基地的挑衅

1.2025年3月访问的时机与信号

(1)格陵兰新政府成立当日的“不请自来”

万斯访问的时机选择,是理解其挑衅性质的关键。

2025年3月28日,格陵兰自治议会中的四个政党在首府努克签署联合执政协议,宣布组成新一届自治政府,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出任总理。就在同一天下午,万斯率代表团抵达皮图菲克太空基地。

这一时间安排不可能是巧合。格陵兰在3月11日举行议会选举后,经历了近三周的组阁谈判。新政府的成立是格陵兰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时刻——一个展示格陵兰政治成熟和自治能力的时刻。万斯选择在这一天“不请自来”,其信号是明确的:无论格陵兰的政治进程如何,美国的存在和压力不会等待。

格陵兰新总理尼尔森在就职仪式后立即对万斯的访问做出回应,称此行对格陵兰“缺乏尊重”,尤其是在该岛政治未来仍是敏感话题的背景下。尼尔森的措辞——“缺乏尊重”——捕捉到了万斯访问的核心问题:它不是一次“外交访问”,而是一次单方面的力量展示。

更早的访问计划已经引发了格陵兰方面的强烈不满。白宫最初宣布,万斯夫人乌莎·万斯将率代表团访问努克,观看狗拉雪橇比赛,并参观历史遗迹。格陵兰方面指出,没有邀请美国代表团参加任何活动。狗拉雪橇比赛的主办方澄清,“没有邀请任何美国人观赛”。在遭到舆论批评后,美方取消了访问努克的计划,改为仅访问美军基地。

这一“缩水”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格陵兰社会对美国代表团的“不欢迎”是真实而广泛的。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将这一调整描述为“一种降级”,并称“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丹麦国防学院副教授雅各布森也认为这是“降级”,并指出“格陵兰和丹麦当局告诉你你不受欢迎,这是有意义的”。

(2)“安全保护伞”的公开劝说

万斯在皮图菲克基地的讲话,是特朗普政府官员对格陵兰政策最直接、最系统的公开表述。

万斯的核心论证是丹麦“做得不够”。他说:“丹麦没有跟上步伐,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源来维护这个基地,维护我们的部队,在我看来,也没有保护格陵兰人民免受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非常激进的入侵”。他声称丹麦“在格陵兰人民身上投资不足,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陆地的安全架构上投资不足”。

万斯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所谓“入侵”的具体细节。他的指控是笼统的、未经证实的,但其政治功能不在于事实的准确性,而在于为美国的“接管”主张提供道德合法性。如果丹麦“做得不够”,那么美国“接管”就不是对丹麦的剥夺,而是对格陵兰的“拯救”。

万斯的替代方案是“美国安全保护伞”:“我认为,你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会比在丹麦的安全保护伞下好得多”。他声称美国“可以让他们安全得多”,“可以做更多的保护”,格陵兰人“在经济上也会好得多”。

万斯还策略性地提到了格陵兰的“自决权”:“我们尊重格陵兰的主权,格陵兰人民将拥有自决权”。这一表述的讽刺性在于:万斯在声称尊重格陵兰自决权的同时,正在敦促格陵兰“选择”美国而非丹麦。他将“自决权”重新定义为选择依附于哪个大国的权利,而非决定自身政治地位的权利。格陵兰的自决权在万斯的表述中,从“格陵兰人决定自己的未来”被偷换为“格陵兰人选择美国保护伞”。

(3)格陵兰方面的“挑衅”定性

格陵兰方面对万斯访问的定性是毫不含糊的:挑衅。

格陵兰自治议会第四大党团结党主席杰里米亚森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国代表团此行是对格陵兰人民的“挑衅”,“我们绝不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也不希望其他势力来干涉”。

格陵兰新政府外交事务官员莫茨费尔特在努克表示,“相互尊重是国家和民族间对话的基石,美国必须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这一表述将万斯的访问定性为对“相互尊重”原则的违反——不是一次“外交分歧”,而是一次对基本外交规范的违背。

格陵兰前总理埃格德在万斯访问前的表态更为激烈。他将美国代表团的访问定性为“外国干涉”,并指出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的参与是“挑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格陵兰岛做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对我们展示力量,这一信号不容误解”。

格陵兰方面的“挑衅”定性,反映了万斯访问的核心性质:它不是一次“沟通”,而是一次施压。万斯不是来“听取格陵兰意见”的,而是来告诉格陵兰“应该选择什么”的。格陵兰新政府刚刚成立,万斯就“不请自来”,在格陵兰领土上的美国基地发表讲话,敦促格陵兰“脱丹入美”。这一行为在外交规范中确实构成对东道国政治进程的干涉。

2.访问引发的信任危机

(1)格陵兰民意对美国的负面转向

万斯访问前后,格陵兰民意对美国的负面态度已经明确而稳固。

2025年1月发布的Ver因纽特人共同体n民调显示,85%的格陵兰人反对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只有6%表示支持,9%未决定。这一民调在万斯访问前两个月发布,其数据在万斯访问期间被反复引用,成为格陵兰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表达反对立场的事实基础。

民调还显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维度:45%的格陵兰人将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视为“威胁”,43%视为“机会”,13%未决定。这一“威胁 vs 机会”的分裂,反映了格陵兰社会内部的复杂心态。格陵兰人渴望经济发展、渴望国际关注、渴望摆脱对丹麦的依赖,但他们对美国的“兴趣”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格陵兰渔民朱利叶斯·尼尔森对法新社的表述,浓缩了这种怀疑的根源:“美国人,不!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殖民地。我们还没准备好再次成为殖民地,被殖民”。这一表述将美国的主张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直接联系起来。格陵兰人不是不了解“依附于大国”的后果——他们已经在丹麦的殖民体系中生活了几个世纪。美国的“保护伞”在格陵兰人的历史经验中,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熟悉的威胁。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万斯访问后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格陵兰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决定在这里做出”。这一表述的简洁和坚定,与万斯“你们会过得更好”的劝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尼尔森没有回应万斯关于“安全保护伞”和“经济繁荣”的论证,而是直接拒绝了辩论的前提:格陵兰的未来不是由华盛顿决定的,不是由哥本哈根决定的,而是由努克决定的。

(2)丹麦对北约框架下盟友行为的质疑

万斯访问引发的更深层冲击,发生在北约框架内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万斯访问当天就做出了回应。她指出,丹麦是北约“良好而强大的盟友”,丹麦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万斯的说法“不公平”。她进一步表示,丹麦正在加强北极努力,包括“更多的监视、新的北极船只、远程无人机和加强卫星能力”。

弗雷泽里克森的反驳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万斯的指控——丹麦“投资不足”——在北约盟友关系的框架中是否成立?

丹麦是北约创始成员国,参加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丹麦在北极的军事投入虽然有限,但并非“没有”。更重要的是,北约框架的逻辑不是“每个成员国必须独立承担其领土的全部防御责任”,而是“集体防御”。格陵兰的安全是北约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丹麦的“责任”。万斯将格陵兰安全定义为丹麦的“单边责任”,绕过了北约的集体防御原则。

这一“绕过”的政治含义是深远的。如果美国可以在北约框架内,以“盟友投资不足”为由,对另一个北约成员国的领土提出“接管”主张,那么北约内部的主权平等原则就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丹麦国防学院副教授雅各布森对万斯访问的定性是准确的:“我认为,唯一威胁格陵兰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或俄罗斯对攻击格陵兰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目前在那里没有任何活动”。

格陵兰前总理埃格德的警告更加尖锐:“如果(美国)真的想用武力控制格陵兰,那将是北约的终结,因为北约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这一表述将格陵兰问题提升到了北约存亡的高度。北约的核心功能是防止成员国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对一个北约成员国(丹麦)的领土采取强制行动,北约的存在理由就被从根本上否定了。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格陵兰的“接管”将是“一切的终结”。这一表述的模糊性——什么是“一切”?——恰恰反映了丹麦和欧洲决策者面对这一问题的深层不安。他们不确定美国是否会真的采取行动,不确定北约是否会因此解体,不确定跨大西洋关系是否会因此永久改变。唯一确定的是:一个北约盟友公开讨论“接管”另一个北约盟友的领土,这本身就是对北约框架的严重侵蚀。

万斯访问的长期影响不在于他具体说了什么,而在于他访问这一事实本身。一位美国副总统,在格陵兰新政府成立当日,“不请自来”地访问格陵兰领土上的美国基地,发表讲话敦促格陵兰“脱丹入美”,并指责丹麦“做得不够”。这一行为在格陵兰和丹麦的政治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成为格陵兰人对美国意图持根本性怀疑的具体证据:不是抽象的“特朗普说了什么”,而是具体的“万斯来了,对我们说了这些”。

在2026年及以后,当格陵兰政治人物、丹麦外交官或欧洲官员讨论美国对格陵兰的意图时,万斯2025年3月28日的访问将被反复引用。它不是一次“外交事件”,而是一次信任的破裂。而信任的破裂,一旦发生,就很难修复。

三、多轨施压:舆论、情报与代理人操作

2025年的格陵兰局势,呈现出一种多维施压的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策略不再是单一的外交施压,而是一个由舆论轰炸、情报渗透、代理人操作和学术论证共同构成的复合压力体系。这一体系的逻辑是:通过多轨并行的持续施压,将格陵兰问题“正常化”为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同时在实际操作层面为“拿下”格陵兰铺设制度和信息轨道。

舆论施压负责制造政治动能。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输出和白宫发言人的官方确认,将格陵兰问题从一个“疯狂的想法”转化为“总统的优先事项”。情报活动负责获取战略信息。媒体报道揭示的美国公民在格陵兰的秘密活动,其目标不仅是情报搜集,更是网络建设——识别和支持亲美人士,为未来的“政权更迭”式操作做准备。代理人操作负责绕过制度约束。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商人、活动家和政治人物,以“私人身份”在格陵兰活动,其行为不受外交规范约束,其影响却可以渗透到格陵兰的政治和社会肌理之中。学术论证负责提供话语合法性。《外交事务》杂志的“迂回与吞并”情景分析,将美国的操作理论化、系统化,为“安全控制替代主权吞并”的范式提供了学术外衣。

这四条轨道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支撑的。舆论施压为情报活动创造了“政治掩护”——当特朗普公开谈论“需要格陵兰”时,那些在格陵兰活动的美国公民可以被描述为“响应总统号召的爱国者”而非“间谍”。学术论证为代理人操作提供了“战略框架”——《外交事务》的文章将投资、供应链和代理人操作定义为“新殖民形式”,为那些在格陵兰“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提供了理论正当性。情报活动则为舆论施压提供了“素材”——美国公民搜集的格陵兰政治精英立场信息,可以用于精准的舆论投放和“定制化”的外交接触。

这一多轨施压体系的核心目标,不是“说服”格陵兰人接受美国控制——85%的反对率表明“说服”是不可能的。核心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格陵兰在“自愿”的幌子下被纳入美国的影响范围。这需要:在格陵兰内部建立代理人网络;在格陵兰经济中建立依附性结构;在国际话语中建立“格陵兰人自己选择美国”的叙事。多轨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使“拿下”格陵兰看起来不像“拿下”,而像格陵兰的“自主选择”。

(一)舆论施压的持续升级

1.特朗普社交媒体与公开讲话的密集输出

2025年,特朗普对格陵兰的舆论施压呈现出密集化、升级化和娱乐化的特征。与2019年的零星表态不同,2025年的输出是有节奏、有层次、持续不断的。

就职前后的“定调期”。 2025年1月7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首次将“军事或经济胁迫”列入格陵兰问题的“选项清单”。1月8日,他派长子小特朗普和“各路代表”前往格陵兰,将此行定性为“彰显他是认真的”。1月20日就职日,他在签署行政令的间隙对记者表示“格陵兰岛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们需要它来维护国际安全”。1月25日,他在空军一号上宣称美国“将会得到”格陵兰。这一系列表态的密集程度——在不到三周内从“不排除任何选项”升级到“将会得到”——向国际社会和格陵兰方面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不是试探,这是推进。

2025年全年的“持续输出期”。 特朗普在2025年的公开讲话中反复提及格陵兰,将其与“美国将很快变成一个更大的国家”的叙事捆绑在一起。他在多个场合将格陵兰与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并列,描述为美国“扩张”的目标。这种“打包”式的表述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将格陵兰从一个“孤立的疯狂想法”转化为一个更广泛的领土扩张议程的组成部分。如果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都被纳入同一个“让美国变大”的框架中,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反对,都需要面对整个框架的正当性。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框架,在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中拥有广泛的支持。

2025年12月的“终极宣示期”。 12月21日任命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兰德里随即宣称“推动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12月22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明确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为了获取其矿产资源,我们必须得到格陵兰岛。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来保障国家安全。”这一表述的核心变化是:特朗普不再用“购买”来描述他的目标,而是用“必须得到”。他同时指责丹麦“未在格陵兰投入必要资金”,并以历史虚无主义的语气说:“丹麦数百年前乘船到过那里。我确信我们也乘船到过那里。所以,我们得把这事彻底解决。”这段话将丹麦对格陵兰的数百年主权历史简化为一次“到访”,为美国的主张制造了一个虚构的历史对等性。

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输出同样密集。他在Truth Soc因纽特人共同体上发布的关于格陵兰的帖子,往往伴随着视觉元素——“地图开疆”式的美国国旗覆盖图像,将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同时纳入“美国”的视觉框架。这些图像的政治功能在于将荒诞正常化:当总统反复发布美国国旗覆盖格陵兰的图像时,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想法就从“不可想象”变成了“可以被想象”。政治行动的第一步,是让某个目标变得“可想象”。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输出,正是在执行这一“想象力政治”的功能。

2.白宫发言人“积极考虑购买”的官方确认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2025-2026年间的表态,将特朗普的个人言论制度化为白宫的官方立场。

2026年1月7日,莱维特发表声明:“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获取格陵兰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对于在北极地区威慑我们的对手至关重要。总统和他的团队正在讨论一系列选项来推进这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当然,使用美国军队始终是总司令可以支配的选项。”这份声明的关键措辞包括:“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威慑对手”“一系列选项”“使用美国军队始终是……选项”。这四个短语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框架:格陵兰是“优先事项”(不可搁置),目标是“威慑对手”(防御性包装),手段是“一系列选项”(包括军事),而军事选项“始终在桌面上”(不排除)。

莱维特的声明还明确提到了替代方案:“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正在考虑的其他选项包括从丹麦购买该领土,或与该岛形成所谓的自由联系协定。”“自由联系协定”的提及具有重要的信号功能。美国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之间存在类似安排,这些协定包括财政援助以换取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存在。将“自由联系协定”列为选项,意味着美国正在考虑一条绕过主权变更的路径:格陵兰不需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只需要与美国签署一份类似于太平洋岛国的协定,即可将安全事务纳入美国框架。这条路径的“体面性”在于:它不要求丹麦“出售”格陵兰,也不要求格陵兰“加入”美国,它只要求格陵兰在安全事务上依附于美国。

莱维特声明的时机同样值得注意。这份声明发表在欧洲盟友(包括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不停止捍卫”主权和格陵兰领土完整之后不久。白宫的回应不是“降温”,而是升级:将军事选项明确列为“可以支配的选项”。这一“以升级回应关切”的模式,是特朗普施压策略的典型特征:当对方表达“关切”时,不是缓和立场,而是提高赌注,迫使对方在“接受升级”和“进一步对抗”之间选择。

3.将严肃地缘议题娱乐化的争议操作

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问题的处理方式,在2025年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娱乐化倾向。这种娱乐化不是“不严肃”,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

“大型房地产交易”的持续框架。 特朗普在2019年将购岛描述为“大型房地产交易”,这一框架在2025年被延续和强化。兰德里作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被任命为特使,路易斯安那购地的历史类比被反复援引。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将格陵兰问题与“交易”语言捆绑,使一个涉及主权、自决权和国际法的问题被简化为一个商业谈判问题。这种“简化”的政治功能在于:它将反对者置于一个“不懂交易”的尴尬位置。如果你说“格陵兰不是商品”,你就是在“拒绝交易”;如果你说“主权不可谈判”,你就是在“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地图开疆”的视觉政治。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美国国旗覆盖格陵兰、加拿大、巴拿马”的图像,是一种视觉上的领土宣示。这些图像不包含任何政策细节,不提及任何法律程序,不讨论任何国际法约束。它们只传递一个信息:这些地方“属于”美国。视觉政治的力量在于它的前理性:你不需要“论证”美国国旗应该覆盖格陵兰,你只需要看到它覆盖格陵兰。当这种“看到”被反复重复时,“格陵兰是美国的”就从“一个主张”变成了“一个事实”。

民调与“民意”的工具化。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声称格陵兰居民“对丹麦政府不满意,但对美国有好感”,并引用小特朗普的格陵兰之行作为“格陵兰人欢迎美国”的证据。这一叙事与格陵兰的实际民意形成了鲜明对比:Ver因纽特人共同体n民调显示85%的格陵兰人反对加入美国,只有6%表示支持。特朗普对民调数据的系统性忽视——或者更准确地说,系统性无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数据,而是因为这些数据不符合他的叙事。在他的“交易型认知”中,“民意”不是需要被尊重的事实,而是可以被塑造和利用的变量。如果格陵兰人“目前”反对,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好处”;一旦美国“展示”了“好处”,“民意”就会改变。这种逻辑将格陵兰人infantilize(幼儿化)为“需要被教育”的对象,而非拥有自决权的政治主体。

(二)情报活动与隐蔽渗透的披露

1.媒体报道揭示的情报干预计划

2025年8月,丹麦广播公司(DR)发布了一项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公民在格陵兰的秘密影响活动。这份报道引发了丹麦政府的强烈反应——外交大臣召见美国驻丹麦使团临时代办,丹麦安全情报局(PET)确认格陵兰“已日益成为影响行动的目标”。

DR的报道指出,至少三名与特朗普有联系的美国人在格陵兰执行“秘密影响行动”。这些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建立私人网络、编制基于当地人物对美国控制格陵兰态度的名单、试图煽动格陵兰的分裂主义运动。PET的评估指出,这些影响行动“利用当地居民对丹麦的历史不满,试图煽动分离主义情绪”。

(1)针对格陵兰政治精英的接触

情报活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接触和影响格陵兰的政治精英。DR报道中提到的关键人物包括风险投资家托马斯·丹斯,他被描述为“特朗普的北极顾问”。据报道,丹斯与格陵兰知名人士约尔根·博阿森合作,资助其旅行并承诺薪酬,以建立支持美国的当地网络。

博阿森的身份值得注意。他是一名格陵兰人,与格陵兰政治精英阶层有联系。丹斯与他的“合作”——资助旅行、承诺薪酬——是典型的代理人招募模式:寻找对现状不满、有政治野心、且愿意接受外部支持的当地人物,为其提供资源和平台,使其成为外部利益的本地代言人。这种模式不要求代理人“公开叛变”,只要求其在关键议题上“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在格陵兰独立辩论中强调“美国是比丹麦更好的合作伙伴”,在资源开发辩论中主张“引入美国资本”。

《纽约时报》的后续调查提供了更多细节。三名被丹麦情报机构关注的美国公民是:德鲁·霍恩,前绿色贝雷帽成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能源部顾问,后来创立了专注关键矿产项目的公司绿金属,并在格陵兰进行稀土勘探;托马斯·丹斯,特朗普的北极顾问,组织了包括小特朗普在内的特朗普核心圈人士的高调格陵兰之行;克里斯·考克斯,“特朗普支持者摩托车队”创始人,特朗普政府国土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在格陵兰“试图交朋友”。

这三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与特朗普有联系,但都不在政府中担任正式职务。他们的活动被丹麦情报机构定性为“秘密影响行动”,但《纽约时报》的调查指出,这些活动“并不隐蔽”,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发布公开声明,接受电视采访,出现在无数社交媒体帖子中。这种“公开的秘密行动”是一种刻意的策略:它保留了“官方否认”的空间(“这些人都是普通公民”),同时产生了“官方行动”的效果(“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正在格陵兰推进美国利益”)。

(2)对独立运动的分化利用

情报活动的第二个维度是对格陵兰独立运动的分化利用。格陵兰的独立运动并非铁板一块。在2025年的格陵兰议会中,所有主要政党都支持独立理念,但在时间表和路径上存在根本分歧。民主党主张在实现经济独立后再推进政治独立,纳莱拉克党则主张“尽快”脱离丹麦。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乌尔里克·普拉姆·加德指出,“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寻找格陵兰与丹麦存在真实分歧的领域”。这些“分歧领域”正是情报活动可以利用的杠杆点。如果美国能够放大格陵兰内部关于独立速度的分歧,支持“尽快独立”的派别,同时向“渐进独立”派别提供“替代方案”(如自由联系协定),那么格陵兰的独立进程就可能被引导到对美国有利的方向。

DR报道中提到的“编制名单”行为,其目标正是识别这些分歧点上的关键人物。一份“基于对美国控制格陵兰态度的名单”,可以使美国精准地识别:谁是可以合作的“朋友”,谁是需要“说服”的“中立者”,谁是需要“边缘化”的“对手”。这种信息优势是任何影响行动的基础。

《贝林时报》的后续报道进一步揭示了情报活动的军事维度。丹麦国防部未公开的文件显示,美国在2025年曾试图绕过丹麦国防部、外交部和军方领导层的常规渠道,获取格陵兰的军事设施、港口和空军基地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被用于策划对该岛的袭击或入侵”。这一披露将情报活动的性质从“政治影响”升级为“军事准备”。如果美国只是在“说服”格陵兰人接受美国控制,那么搜集军事基础设施信息是不必要的。搜集这些信息的行为表明,美国正在为包括军事选项在内的“所有选项”做准备。

2.格陵兰方面的警觉与回应

格陵兰方面对情报活动的警觉是迅速而明确的。

丹麦政府的正式抗议。 2025年8月27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召见美国驻丹麦使团临时代办马克·斯特罗,就“秘密影响活动”提出正式抗议。拉斯穆森将此类干预定性为“不可接受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次日表示,任何对丹麦内政和格陵兰的干预都是“不可接受的”,并指出华盛顿没有明确否认这些指控。

PET的正式评估。 丹麦安全情报局(PET)发布书面声明,指出由于国际社会对格陵兰的关注增加,丹麦和格陵兰面临的“间谍威胁和外国影响威胁”已经“升高”。PET的评估特别指出,格陵兰“已日益成为影响行动的目标”,这些行动旨在“在哥本哈根和努克之间制造紧张”。这一评估的政治含义是深远的:它将美国的活动定性为对丹麦王国统一性的威胁。如果美国成功地在格陵兰和丹麦之间制造分裂,其后果不仅是格陵兰“倒向”美国,更是丹麦王国本身的解体。

格陵兰方面的回应。 格陵兰自治政府尚未就情报活动发表正式声明,但格陵兰政治人物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关切。格陵兰前总理埃格德此前曾将美国代表团的访问定性为“外国干涉”,并指出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的参与是“挑衅”。格陵兰媒体对DR报道的跟进,使“美国秘密活动”成为格陵兰公共讨论中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的政治效应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加剧了格陵兰人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它也使格陵兰的战略重要性更加可见,可能增强格陵兰在与丹麦谈判时的筹码——如果美国在“争取”格陵兰,丹麦必须“给格陵兰更多”才能“留住”它。

格陵兰方面的结构性困境在于:它知道美国在进行影响活动,但它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格陵兰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其安全事务由丹麦的PET负责。格陵兰的外交权限极为有限,无法直接向美国提出正式抗议。格陵兰不能驱逐美国公民(签证和边境管制由丹麦负责),不能限制美国投资(这需要丹麦立法),不能在国际场合直接发声(必须通过丹麦代表团)。格陵兰的“警觉”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表达——通过媒体声明,通过政治人物的公开表态,通过丹麦政府的中介。这种结构性弱势使格陵兰在面对美国的情报渗透时,处于一个几乎无法防御的位置。

(三)“依附关系”路径的学术讨论

1.《外交事务》杂志的“迂回与吞并”情景分析

2026年1月,《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分析文章,提出了美国“拿下”格陵兰的第三条路径——一条不需要军事干预、不需要购买、甚至不需要丹麦同意的路径。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权运动”实际上是一场“迂回与吞并”的运动。美国可以通过投资、法律灰色地带和外交代理人,在不需要军事手段的情况下,逐步将格陵兰“美国化”。

文章中最具冲击力的表述是:“人为制造的依赖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它已成为建立兄弟关系的方法。原住民不再定义主权;供应链如今定义了主权。”这句话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将“依附关系”从国际关系中的“异常”重新定义为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在传统的国际法框架中,主权意味着对领土和人民的最终管辖权。但在《外交事务》描述的新范式中,主权被重新定义为对供应链、投资渠道和技术标准的控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另一个国家控制,如果它的关键基础设施由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建设,如果它的政治精英由另一个国家的网络培养,那么这个国家在法律上是“主权独立”的,但在实质上是“依附”的。

(1)投资、代理人与法律灰色地带的渐进控制

《外交事务》文章描述的“迂回与吞并”路径,包含三个操作维度。

第一,投资。 美国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格陵兰的关键领域——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来建立经济依附。如果格陵兰的稀土矿由美国资本开发,如果格陵兰的港口由美国公司建设,如果格陵兰的电力系统由美国技术标准主导,那么格陵兰的经济命脉就在事实上被纳入了美国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不需要主权变更,它只需要资本流动。

第二,代理人。 美国可以通过培养和资助格陵兰本地的政治人物、商业领袖和舆论领袖,建立一个亲美网络。这个网络不需要公开主张“加入美国”,它只需要在关键议题上——独立时间表、资源开发合作伙伴、安全合作方向——倾向于美国的偏好。如果格陵兰的政治精英阶层中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亲美派”,那么格陵兰的政策方向就会在“独立自主”的修辞下,逐步向美国倾斜。

第三,法律灰色地带。 美国可以利用格陵兰自治体制的法律模糊性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例如,格陵兰的外交和防务权限由丹麦保留,但格陵兰在经济合作和资源开发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权。美国可以与格陵兰直接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而不需要经过哥本哈根。这些协议在法律上是“经济合作”,但在实质上可以包含安全条款——例如,美国公司获得港口使用权,美国资本获得矿产开采权,美国技术人员获得基础设施准入权。这些“经济权利”可以逐步转化为安全存在,而不需要任何“主权变更”的法律程序。

(2)供应链替代主权成为新殖民形式

《外交事务》文章的核心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供应链替代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将当代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定义为对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而非对领土的争夺。

在传统殖民主义中,殖民国家通过军事占领和行政控制来统治殖民地。殖民地的主权被剥夺,其资源被提取,其人民被统治。在“供应链殖民主义”中,目标国家的法律主权被保留,但其经济命脉被控制。目标国家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在实质上是依附的。殖民国家不需要统治目标国家,只需要控制目标国家的关键节点——矿产、港口、能源、数据。

这一范式的危险性在于它的不可见性。传统的殖民主义是可见的——有旗帜、有总督、有驻军、有行政命令。你可以反对它,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呼吁独立。但“供应链殖民主义”是不可见的——它通过合同、投资、标准和网络运作。你很难反对一份“经济合作协议”,你很难抵抗一笔“发展投资”,你很难呼吁独立于一个“供应链合作伙伴”。格陵兰的自决权在法律上是完整的,但在经济上被供应链所定义。

《外交事务》文章引用的一句话——“原住民不再定义主权;供应链如今定义了主权”——精确地捕捉了这一范式的核心逻辑。在传统国际法中,原住民(格陵兰人)是主权的主体——他们的意愿决定格陵兰的政治地位。在“供应链主权”中,供应链是主权的定义者——格陵兰的经济依附关系决定格陵兰的实际政治地位。格陵兰人可以投票支持独立,但如果格陵兰的经济命脉由美国资本控制,那么“独立”就只是法律形式的改变,而非实质权力的转移。

(3)无需军事手段的“美国化”路径

《外交事务》文章描述的“美国化”路径,其时间框架是“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时间框架的紧迫性值得注意。文章暗示,格陵兰的“美国化”可以快速推进,不需要等待一代人的文化转变,也不需要等待格陵兰的政治独立。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和安全安排,在短期内实现。

这一路径的第一步,可能是自由联系协定(COFA)。美国可以与独立后的格陵兰(或在格陵兰独立进程的某个阶段)签署一份类似于与太平洋岛国的协定。这份协定将提供财政援助、经济优惠和安全保障,以换取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和排他性准入。格陵兰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在安全上是依附于美国的。

第二步,是经济一体化。美国资本可以通过投资和贸易,将格陵兰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格陵兰的稀土可以优先供应美国市场,格陵兰的港口可以优先服务美国航运,格陵兰的数据中心可以优先连接美国网络。格陵兰的经济主权在法律上是完整的,在实质上被供应链依附所限制。

第三步,是政治整合。如果格陵兰的经济和安全已经依附于美国,如果格陵兰的政治精英已经被美国网络所培养,如果格陵兰的公众舆论已经被美国媒体所影响,那么格陵兰的政治方向就会自然地向美国倾斜。格陵兰的独立——如果在某个时刻发生——将不是脱离丹麦,而是从丹麦的自治领地转变为美国的依附伙伴。

这一路径的“体面性”在于它的自愿外观。美国可以宣称:“我们没有强迫格陵兰做任何事。格陵兰人自己选择了与美国合作。格陵兰人自己决定了独立。格陵兰人自己同意了自由联系协定。”但“自愿”在结构性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是一个可疑的概念。如果格陵兰的经济依赖美国的投资,如果格陵兰的安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如果格陵兰的政治精英依赖美国的网络,那么格陵兰的“选择”是在极其有限的选项中做出的。它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依附关系的确认。

2.欧洲智库对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的评估

格陵兰问题在2025-2026年引发了欧洲智库的密集讨论,其核心关切不是格陵兰本身,而是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损伤。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在2026年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北极扑克:十张欧洲牌”的政策评论,提出了欧洲在格陵兰问题上可以使用的十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欧洲北极联盟,复制乌克兰联络小组的模式,建立一个由有意愿的欧洲国家组成的常设联盟,协调安全、投资和政治信号;欧洲化格陵兰的安全存在,以“北极基础设施保护、气候监测和搜救”为名义,在格陵兰部署持续的欧洲存在;预先承诺制裁“占领牟利者”,准备并泄露一份针对任何从美国占领格陵兰中获利者的制裁制度;用欧洲投资“淹没”格陵兰,从能源、数据中心到基础设施、采矿、研究和气候项目,深化欧洲与格陵兰的经济联系。

ECFR的十项措施反映了一种战略逻辑的转变。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框架假设美国是盟友,欧洲的挑战是管理联盟内部的分歧。格陵兰问题迫使欧洲面对一个更根本的挑战:当“盟友”对盟友的领土提出主张时,联盟本身是否还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框架?ECFR的措施试图在不退出北约的情况下,建立欧洲自身的制衡能力。这是一种“对冲”策略:欧洲继续在北约框架内与美国合作,但同时建立独立的欧洲能力,以应对美国可能不再可靠的未来。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分析更加直接地指出了北约的结构性矛盾。CEPS指出,美国对格陵兰的威胁“与北约的核心逻辑不一致,即尊重成员国主权。它们违背了集体安全是通过盟友之间的合作而非胁迫来实现的原则”。CEPS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特朗普的论证“基于猜测而非事实”:“格陵兰并没有被俄罗斯和中国军舰包围。哥本哈根一直愿意讨论北极安全,并增加美国在岛上的驻军,同时加强自己的军事投资——却被特朗普嘲笑。”

CEPS的分析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北约的“集体安全”框架能否容纳“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北约的核心功能是集体防御——防御外部敌人。北约的逻辑假设成员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或者至少,这些争端不会升级到需要北约框架来处理的程度。格陵兰问题打破了这一假设。美国不是外部敌人,它是北约的领导者。美国对格陵兰的主张不是外部侵略,它是联盟内部的胁迫。北约的制度设计——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协商机制、军事指挥链的整合——没有为联盟内部的领土争端提供解决方案。当“保护者”变成“索取者”时,联盟的整个逻辑框架就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CEPS还评估了欧盟的可能回应。文章指出,虽然美国的军事行动会“越过欧盟触发第42.7条(共同援助条款)的法律门槛”,但实际触发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丹麦尚未成为‘武装侵略的受害者’”。即使触发,“鉴于欧盟的政治格局,援引第42.7条可能只会导致主要是象征性的支持承诺”。这一评估的悲观性反映了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与政治上对美国的抵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洲想抵制美国对格陵兰的主张,但不能承受与美国全面对抗的代价——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需要美国的支持。

维也纳裁军与不扩散中心(VCDNP)的分析强调了格陵兰人自身声音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任何关于格陵兰领土或未来的讨论,如果排除格陵兰人自己,都将是有严重问题的。格陵兰的声音必须保持中心地位,不能在关于该岛的战略辩论中被边缘化”。VCDNP引用了格陵兰2024年外交和北极政策中的原则——“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做关于我们的决定”——作为“任何关于格陵兰的国际讨论的指导框架”。

VCDNP的立场反映了一种规范性的关切:格陵兰问题不仅是大国博弈的问题,也是自决权的问题。格陵兰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一权利不应被大国交易的权力逻辑所消解。欧洲智库的“十张牌”和“战略对冲”,其规范性基础正是这一自决权原则:欧洲对格陵兰的支持,不仅是对盟友丹麦的支持,也是对国际法原则的支持。如果美国可以无视格陵兰人的意愿,无视丹麦的主权,无视国际法的约束,那么国际秩序的基础——主权平等、领土完整、自决权——就被实质性地削弱了。

2025年的多轨施压,将格陵兰问题从外交议题转化为复合压力体系的运作对象。舆论施压制造政治动能,情报活动获取战略信息,代理人操作建立本地网络,学术论证提供理论合法性。四条轨道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创造条件,使格陵兰在“自愿”的幌子下被纳入美国的影响范围。

这一体系的危险性不在于它的单次行动——一次舆论轰炸、一次情报搜集、一次代理人招募——而在于它的累积效应。每一次舆论轰炸都使“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想法更加可想象。每一次情报搜集都使美国的操作能力更加精准。每一次代理人招募都使格陵兰的政治生态更加分裂。每一次学术论证都使“安全控制替代主权吞并”的范式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格陵兰的结构性困境在于,它没有有效反制这一体系的手段。格陵兰不能控制自己的边境(丹麦负责),不能直接进行外交抗议(必须通过丹麦),不能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安全由丹麦负责),不能在国际场合独立发声(必须通过丹麦代表团)。格陵兰的“警觉”——通过媒体声明、政治人物表态、丹麦政府的中介——是真实的,但不足以改变权力不对称的现实。

2025年的多轨施压,为2026年的“安全协议”铺设了心理和政治的轨道。当格陵兰在2026年最终签署那份“承认自决权”但“赋予美国安全控制”的协议时,格陵兰人面对的不是一个突然的“交易”,而是一个已经被多轨施压所塑造的政治现实。格陵兰的“选择”——如果它还能被称为“选择”的话——是在极其有限的选项中做出的,是在持续的舆论轰炸、隐蔽的情报活动、公开的代理人操作和系统的学术论证共同塑造的压力环境中做出的。

多轨施压的最终目标,不是说服格陵兰人接受美国控制,而是创造条件,使格陵兰的“自主选择”——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不可避免地导向美国的战略目标。当格陵兰的经济命脉被美国投资所定义,安全事务被美国框架所吸纳,政治精英被美国网络所培养,舆论空间被美国叙事所影响时,格陵兰的“独立”就不再是从丹麦脱离,而是向美国依附。而这一切,可以在没有军事占领、没有主权变更、没有公开胁迫的情况下完成。这就是“迂回与吞并”的核心逻辑,也是2025年多轨施压的最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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